壮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民族。在壮族地区，古籍屡有这样的记载：其民“惟知耕作，不事商贾”。他们把土地看成生存的命根。

　　壮族的农业萌发于新石器时代。那时的壮族祖先，已从山地穴居走向平地河岸，聚成村落，发明石锄、石凿、石铲等农业劳动工具，过着农耕的经济生活。在考古发掘中，新石器时代有关壮族的文化遗址很多，使用的农业器具也是多种多样，表现出壮族祖先已走向了农业文明。

　　秦统一前的西瓯、骆越时代，壮族先民们耕种“骆田”。顾名思义，“骆田”，就是骆越人耕种的田，骆越人分布的地区都有这种田。汉基中出土的牛耕图和禾仓，又是壮族先民农业发展的有力证据。

　　唐、宋以后，壮族地区农业获得很大发展。唐代新泷州，俚、僚的垦田技术水平已相当高。他们选择平荒之处，用锄锹开为町哇，春时储水，放鲩鱼苗于田水中。一二年后鱼儿长大，将草食尽，栽上水稻，既收渔利，又能促使水稻生长。他们种田，不仅使用猪牛粪等农家肥，而且学会煅烧石灰作肥料。南方土质酸性重，以碱性的石灰作肥料，起中和作用，使酸性土转为中性土，并可提高水温，兼能除虫防病，促进作物生长，是农业生产上的一项发明创造。宋代，中原战乱，经济重心南移，加上官府的鼓励垦荒和轻赋措施，壮族地区农业迅速发展。其表现：一是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除平原地区早已普遍用牛犁田之外，桂西山区已使用踏犁，这样易于掘地开荒，功效比锄高得多，对山区的农业生产起到巨大的作用。二是水利建设。在桂北和桂南，俚、僚、土人在江河边修堤坝，架设水筒车提水，灌溉高处田亩，或用木枧、竹枧引山泉水灌田。三是改造种植制度，栽种多季稻和大量种植苎麻，移植小麦等。如在桂南的钦州俚、僚地区，利用天时地利种植水稻，无月不种，无月不收，或二月种，四五月收（早禾）；或三四月种，六七月收（中禾）；或五六月种，八九月收（晚禾）；甚至有十一二月种，次年二三月收的（月禾）；一年二至三造，并逐步向北推广。俚、僚、土人也普遍种植苎麻，一年收割二三次，用于发展纺织业。他们又从北方引种小麦，扩大了粮食种植品种。由于农业的发展，粮食吃不完，储粮的禾囤布于田间。余粮便运下广东出售。当然，这是在桂东地区。而桂西山区，人们或狩猎，或种畬，收获甚少，但于龙江两岸的平地则种稻，与湖南差不多。

　　明、清时期，壮族的农业又有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桂西地区，进步更为明显。在土州土县地方的大小河流上，到处可看到拦河筑坝，蓄水灌田，到处可看到以水为推动力的水筒车日夜不停地转稳，把水提上高处。明末的地理学家、大旅行家徐弘祖（徐霞客）来到广西考察，在柳江河畔看到人们正在运收获的禾把和进行粮食交易，一片繁忙景象；在桂南的太平、安平土州，壮民耕种的田块十分平整，以致感到这里“与江浙无异”；在上林的三里，看到一片片开阔的田野；在南丹山区，看到山间梯田上下盘绕，如堆漆叠彩。这些都是这位旅行家看后所作的客观记载。过去偏僻的庆远、镇安府境，没有种植小麦，清代康熙、嘉庆以后已普遍种植小麦。双季稻的种植已从桂南向桂中地区推广。

　　作为农业组成部分的水果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早已闻名。如龙眼、荔枝，汉代已传誉中原，成为官中珍果；唐、宋以后出产更多。甘蔗于汉朝也已种植，到清以后，广西逐步成为甘蔗的主产区。八角、玉桂在唐以前已普遍种植，成为壮族地区的特产，远销中原以至海外。而桐树在壮族山区也多有种植，清代至民国年间，桐油就成为广西出口的大宗产品。

　　壮族的农业文明，是壮族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但也同汉族的帮助分不开，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壮、汉民族的共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