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独龙族的族源及其历史，文献中记载较少，不过从民间有关独龙族神话传说中，尚可寻求独龙族同世界各族人民一样，也经历过较为漫长的原始社会发展阶段。比如在独龙族的《创世纪》中，也有关于洪水淹没大地的生动描述，所不同的是除了独龙族生活于特定购历史地理环境外，还对周围与之较亲密兄弟民族的渊源关系，也作了较为真实可信的反映。《创世纪》说：经过洪水泛滥后仅存的名叫波和朋的兄妹两人，逃到一座叫卡瓦卡普的高山上，才得以幸存。为能继续生存和繁衍后代，他俩分头四处去找人，阿波去江东，阿朋到江西，山回路转，如此反复多年，找去找来仍是两兄妹碰到一块，再也找不到其他人了。哥哥说，找不到其他人，我两盖间房于住下吧！然后又打制了两张床，晚上各睡各的，但到第二天起床时，他俩会睡在一起，头晚上拾来分开的烧柴，第二天同样也合施成一堆。妹妹说：我俩怎么会睡在一起呢，我很害羞，明晚打一竹筒水放在我们中间隔起来。但第二天早上两人仍睡在起，天亮前那一竹筒水不见了。他俩想，可能是天神要叫我们成亲吧！于是向天祷告说，如果把这简水倒出去能成九条江，我两就结为夫妻。于是将水倒出去，恰好成了九条江，一为澜沧江，二为怒江，三为独龙江，四为金沙江，五为狄子江，六为狄布勒江，七为狄麻江，八为托洛江，九为思梅开江。他俩就绪为夫妻，后来生下九男九女，分别成为各条江的主人，亦即后来的汉、白、纳西、藏、僳僳、怒和独龙等族。由于怒江和独龙江两兄弟关系甚密，临行前相互交换了礼物，从前兄弟两说话也都相同，但因后来隔山隔水，音调慢慢地变了一些。……

　　在判断历史事实时，当然不能只凭神话传说作依据，但根据广为流传在独龙地区这些民间传说，大体有这样几条线索可寻：（一）独龙族、怒族等所活动的范围。大约是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和汇入缅甸联邦境内的几条江河，因此传说中提到的九条江，大都属于这几个民族的活动区域。(二)怒族和独龙族的关系历来是密切助，传说中曾谈到他们兄弟之间最亲近，以前说话相同，因以后隔山隔水，音调变了一些。而直到今天，独龙语与贡山忽语基本相通。(三)据历史和现状考察，缅甸克钦邦一带的独龙族大部是从怒江、独龙江一带迁移过去的。因此，历来在中缅交界原属同一民族集团的独龙族，相互都有许多“裴千”(即亲戚)。从传说到现实，都可证实独龙江、怒江一带最早的居民就是独龙族。

　　今天居住在独龙河谷的老人们自称他们很早以前是从丽江、剑川、兰坪逐渐迁居到怒江流域的贡山一带，然后又分数支西迁到独龙河和思梅开江上游。因此独龙族人民都说他们是从“太阳出的那个方向”搬迁来的人。例如，“孔当”家族数百年前他们还居住在贡山一区，后来西迁至独龙河上游“滂”的地方居住，最后才迁到现今的孔当居住。又据茂顶百岁老人茂亭回忆，“茂”家族未迁至茂顶以前，沿古老的代代相传，其祖先是住在哥罗龙河流域(即独龙江上游)。当时哥罗龙河流域住着一个较大的氏族，以河名为氏族名，自称哥罗龙人，以渔猎为生，因追赶山鹿至独龙河东岸之“学瓦当”一带，发现森林中的土质好，猎人们各自将箭包所带稗子撒下试种，不久长出的粮食很茁壮，认为这一地区可种农作物，遂逐渐离开哥罗龙迁往茂顶。后因人口逐年增多，而把该地定名为“茂当”(意即兴匪的小平地)，这一家族也因地名而改为茂家族。据老人说茂家族迁茂当已十五代，若每一代以三十年计，则距今已有四百五十多年了。此外，也还有较多的独龙族人民继续西迁，有的分布在今察隅和略渝一带地区少有的则分别迁佐在迪子江、迪布勒江和驼骆江流域(均在缅甸克钦邦境)。

　　独龙河谷这块富饶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由于独龙族先民人口较少，又不断处于迁徒流动和不断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此，其确切的族称见之于汉文史书中，在元、明以前都很难加以考定。但从语言系属上分析，凡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民族，都与我国古代氏羌部落集团有密切的关系，因而独龙族先民也应该是古代氏羌族群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若从地理分布及其与之关系较紧密的怒、藏、景颇、傈僳等族所活动的地域、经济文化的相互联系来分析考察，独龙族的历史沿革，也只能从整个地区范围内去识辨其先民的发展梗概。也就是说，自汉代在西南夷地区设益州郡、永昌郡以来，属当时嶲唐(今保山)、不韦(今保山南部施甸一带)二县管辖的范围，也应包括独龙族先民在内，从那时起，这一带地区便与中原的封建政权发生了政治关系。随后，在唐、宋两代，属“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管辖。元、明、清三代，为丽江木氏土司和丽江路军民总管府的辖地。在此过程中，从有关汉文史书上，已夯始出现有独龙族的记载。如：《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条谈：“丽江路，蛮有八种，曰磨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番、曰卢，参错而居。”元代的丽江路包括今丽江地区、怒江州和迪庆州南部，其西北与今西藏相接。而“撬”、“吐蕃”、“卢”，正是在丽江路的西部和西北部“参错而居”的独龙族、藏族和僳僳族的先民。“撬”为“俅”宇的同声异写。解放前，俅(撬)族居住地区的河流称为依江或依夷地，今贡山县西部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俅江。俅江发源于今西藏察隅东部，东南流至今贡山县第由由称独龙江，又折西南，汇集各条小江，即为思梅开江。

　　元朝时期的俅(撬)族正是居住在依江流域一带，后来逐渐南移至下游的独龙江流域一带。由此可知，俅族居住在依江流域一带的时间，应上溯到元代以前。明代的史书上，虽未发现有关独龙族的记载，但并不意昧着“撬”的先民在原已分布的地区消失了。到了清代，道光《云南通志》卷一八五转引《清职员图》有如下的记载：“依人，居澜抢江大雪山外，系鹤庆、丽江西城外野夷。其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之。男子被发，着麻布短农裤，跣足。妇耳缀铜环，衣亦麻布。……更有居山岩中者，衣木时，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俅人与怒人接壤，畏之不敢越界。”这一段记载，对当时尚比较原始落后的独龙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与此前后，对独龙族类似的记述，在雍正《云南通志》、乾隆《丽江府志略》等史书方志中，也都能找到相互印证的史料。在此期内，清朝统治者曾将独龙河与怒江各分两段，同受丽江木氏土司知府所属的康普土千总和时校土千总管辖。据清代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记载，一七三O年起，独龙族人民被迫以黄蜡三十斤、麻布十五文、山驴皮二十张为贡礼，每年按期向维西康普土千总纳贡。后来康普土千总把独龙河上游地区转赠给西藏喇嘛寺，由喇嘛寺通过察瓦龙藏族土千总向独龙族人民征收“超度费”。与此同时，菖蒲桶(今贡山县)喇嘛寺的统治势力已伸进独龙族地区，以征收“香火钱粮”为名，每中又向独龙族人民增派苛税，而同期内康普土千总每年仍照例收取“俅贡”。两边土千总的属官每次来收取贡物或苛税时，除了要另建草房供其住宿，并以丰盛食物招待外，还必须强迫摊购沙盐，到期无力归还者，便利上加利，最后对无力归还或贡物不足者，则被强掠为奴。距今一百八十多年前，与独龙地区东邻的傈僳族奴隶主，也经常越过高黎贡山，沿溯独龙河下游北进，先是以强迫纳贡为名，继则大肆掳掠这一带独龙族人民当奴隶。虽经独龙族人民多次联合反抗，终因力量悬殊，最后作为战败者被迫以“人首钱”或“人首税”的形式(独龙语称作“目时”，傈僳语叫“窝卜”)，每年向傈僳族奴隶主缴纳贡物或以人抵贡。在反抗战争中被僳僳族俘去的人，由各家族共出实物陆续赎回。实物一般是砍刀、铁锅、铁三脚、麻布、猪、牛等。以上几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独龙族人民一直生活在苦难的深渊里。

　　 一九零八年，滇督锡良委派丽江府阿墩子弹压委员兼管怒、俅两江事宜的夏瑚巡视独龙河一带，独龙人民群起请愿。在独龙族人民多次的要求和反对下，夏瑚不得不报请云南巡抚下令废除土司、喇嘛寺及蓄奴主对独龙族人民的苛派。夏瑚并委派了袁裕才任“俅管”，又委派大小伙头十余人，代替了叶枝土司和喇嘛寺等对独龙柯地区的统治。辛亥革命后，独龙河划归菖蒲桶殖边公署统辖，一九一八年改为菖蒲桶行政委员会公署。一九三三年又改为贡山设治局，先后在独龙河设立公安局和区公所。国民党统治势力进入独龙河地区之后，同样推行保甲制度，直到解放。

　　富于反抗斗争精神的独龙族人民，不堪忍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凌辱，多次联合起来进行武装反抗。其中以—九三二年反抗察瓦龙藏族土司征收猪、牛、鸡、狗和人的耳朵以及鼻子税的苛派最为突出。斗争的导火线是贡山的一个怒族农民到独龙河挖贝母，被土司管家看见，横加欺凌。与怒族人民有深厚情谊的独龙族兄弟，闻讯纷纷赶来帮助，群众把土司管家捆吊在树上。事后土司为了报复，借故加重征收鸡、猪、牛、狗和人的耳、鼻税款，激起了独龙族人民无比愤怒，以先久当为首的头人多次联合各树寨进行反抗，斗争坚持达三年之久，最后土司被迫取消了加派的各种苛税。这次斗争有力地回击了反动统治者凶狠的气焰。此后，独龙族人民又多次联合反抗没治局无理的敲诈和勒索，每次斗争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魔爪不断伸人我国西南边境，一批帝国主义特务分子，以所谓“探险家”、“科学家”为名，或以“传教士”外农为掩护，不断潜入怒江地区和独龙河一带，进行间谍活动，独龙族人民同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例如，一九零七年，法帝国主义分予以天主教司锋的外衣进入员山从事非法活动，在怒江东岸的白哈罗霸占良田，强源民工，修筑教堂，激起了当地藏、傈僳、怒、独龙等各族人民的公愤，除烧毁教堂外，井立即把这批作恶多端的帝国主义分子驱赶出境。一九一三年，英帝国主义派遣军事特务，以“勘测队”的名义由缅甸北部侵入我独龙河地区，企图沿江北上至西藏进行军事勘测活动。独龙族人民立即进行抵抗，一面拆除沿河的溜索，一面断绝敌人粮源，当为首的侵略分子企图强行过溜时，独龙族人民机智勇敢地砍断了唯一“设置”的榴索，使为首的特务分子坠死江中，迫使这支帝国主义的入侵队伍，不得不原路退回。一九四四中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飞机飞越高黎贡山时，其中两架撞毁于独龙河东岸“木切图”—带，美国传教士竟借此诬蔑群众运走失事飞机中的物资，强行抓走当绰独龙族四人，关押在“茨开”教堂，并严刑拷打逼供；这种暴行又一次激怒了当地各族群众，一部分教徒也加入了反对的行列，斗争达两个多月，最后迫使帝国主义分子释放了无辜被害的独龙族兄弟。独龙族人民在长期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宁中，与当地的汉、自、僳僳、怒、藏、纳西等族人民同命运、共患难，结成了兄弟般的战斗情谊，在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以及保卫伟大祖国边疆助斗争中，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贡山地区宣告解放，独龙族人民从此获得了新生。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当时仅有两千多独龙族的聚居区，成立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选举了独龙族干部担任县长和其他一些领导职务。在县、州、省和全国人良代表中，都有独龙族的代表，他们与各民族的代表一起讨论和管理国家大事，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