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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孝"字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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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觅平 国鹰
回忆双亲对于每一个男人来说大概都是一件沉重的事，不管是好日子、坏日子，你最后发现，一切都已成了过去的日子——
1999年底，在豫北某小城，一位知名民企人士操办了一场相当热闹的风光大葬，我受报社之托前去采访，要披露这件事，没有想到丧主竟会是我大学时的同学林觅平君，更没想到他身后的故事竟会那么曲折那么长——
我是以一个逆子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定位的
实话和你说，我出生在一个特别窝囊的家庭。我的父亲林至和，小学教师，你没见过的最窝囊的那种。母亲卢秀玉，是一个非常保守、胆小而善良的女性。1965年，我出生在这个家庭，当时父亲已37岁，母亲也差一年30了。可能是父亲在反右时被整得太狠，从我记事起，就觉得他的性格已整个垮了——没有自信，见人畏畏缩缩，不像个男人。你不知道活在这样的家庭有多痛苦，尽管父母把抚养我已当成他们唯一的宗教，尽了他们最大的能力来爱我。
其实我的反叛是有前因的。1972年，我7岁，那年分秋菜，我兴高采烈地随着父亲去了。他一向怯于见人，所以到得最早。父亲是个很细心的人，他细致地把自已该得的那份拣出来码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紧接着总务主任的两个儿子来了，他们见到这份堆好的菜就想拉走，我见到父亲一声不吭地忍了。这时管分秋菜的管理员也来了，见着父亲就吆喝：“老林，正好你来了，反正你也闲着，就帮我把菜全分了好了。”说着就大盘二盘地坐下了。然后父亲辛辛苦苦地忙了整整一晚，没有一个人说一声谢谢就把菜拉走了，我第一次知道了爸爸在人眼中的位置。直到晚上9点，我和疲惫的父亲才拖回家一堆分剩的烂菜叶。那年我7岁，但从此忘不了父亲那满脸油汗、苦涩但赔着笑的脸，那种感觉真叫屈辱。
其实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家是不足为奇的。当时我们多家共用一个厨房，中午晚上都非常挤，于是，最后一个做饭的肯定是我们。母亲上厕所时，经常中途不得不被哪个尿急的孩子赶出来，而厕所从来是该由我们家清洗的。我们家在厨房的油盐是公用的，接水的缸会被别的小孩吐唾沫。这些，我善良而软弱的父母都忍了，他们只是不懂——为什么他们的儿子不能和他们一样学会忍耐。
我从7岁那年就变得特别爱打架，后来变得特别能打架。父母不理解我，他们不懂，我活着也需要自信与尊严呀！我是在尽着一个小人的力气在保卫着这个家。他们只会认为我是在惹事。别人觉得林家出了这么个不肖之子也是深以为异的——软弱者应该永守怯懦——这是人世间的不成文法，但我不服。于是，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被舆论封杀了。那年我只有12岁，街道派出所的民警老盯着我，那年的我不是一个好孩子。
最荒唐的事发生在我16岁，正在上高一，因为打架进去了。 这次打架的起因父亲永远不会知道，因为有一个体育没考赢我的同学当着我的面叫父亲的绰号——一个关于性的很猥亵的绰号，我把那个家伙半口牙打掉了。偏偏那个学生是个“好”学生，于是我进去了。他家大概很有势力，我在拘留所整整呆了7个月，没有人知道那7个月对我触动有多深，里面有一个让我又厌恶又尊敬的老偷，听了我的事后冷冷一笑：“你出去后还是会受他欺负的。”
他看着我像看着一个毛头孩子：“他学习好，家境好，能考大学，你有力气又怎么样？3年以后你们的社会层次就会大不一样。这个世界上玩软的胜过玩硬的，斗智胜过斗力。小子，你嫩着呢，你己经走了让你吃亏一世的路了。”
母亲怎么苦口婆心的话都没有他这几句话给我浇醒。我真感谢此生有幸能听到这番话，从那一刻起，我立志了。
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发现父母几乎老了10岁。我心里很愧疚，但表面不愿表露出来。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怎么就认为我已经没有希望，认定我就不想读书？母亲为了拴住我，提前从她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求爷爷告奶奶地央求到让我接班，可那时我真正想读书啊！学校不肯收留我，认为我是一个有污点的学生，可双亲为什么也放弃我？我做了让妈妈最伤心的一件事，她让下来的班我不去上，最后指标竟被另一个干部子弟抢走了，妈妈再去要求工作时，三句两句就被打发了回来，软弱的她被耍了！我看着她在自已的房内哑声地哭。她爱我，但是认为我不通人性，但她知道我在窗外掐着自已胳膊流泪吗？至今，我的右臂上方整整一长排的指印。她同样也不知道我发的誓，每天徒劳地找我，以为我和流氓地痞在一起混呢，不知道我每天是多么羞怯地夹着课本躲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在烈日下读书。我让她空悬了整整3年的心。那时的我极度敏感而自傲，“坏”已成为我自我保护的手段，我真怕人们那冰凉的目光再去戕害我那还如此稚弱的向善好学的心。
如今，母亲，你在九泉之下，知道儿子曾怎么偷偷躲着人群的目光读书吗？
被我气死的高堂
82年，我考取了湖南大学，父母真的都惊呆了。我形容不出他们捧着通知书时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毫无主张地坠入了一个美梦，生怕一不小心把那个梦触破了。那天晚上，两老泪眼婆娑地坐在我床边望着我，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光荣的一天了，我为他们争了一口气。以后，我知道，母亲每天在外面拣垃圾时腰杆也会硬些了，父亲在学校那么高压的人际关系下也敢面带笑容了。我懦弱而善良的双亲，我真心地爱着他们呀。
上大学的4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平静的4年，也是和父母关系最融洽的4年，我唯一可告慰他们的就是这一段光阴了。可大学毕业时，我一个很好的去向——留在长沙的机会被一个有背景的同学抢了，我的心又愤怒而躁动起来。我没有服从分配，而是去了深圳——这一生我最艰苦而无悔的选择。父亲为这一点很长时间不原谅我，直到两三年后，我终于用行动证明了自已的正确，那时，我已是父母整个的心灵支柱了。
我对父母最大的打击是我的恋爱。那年，我已从QC转为报关直至升为一家日企的部门经理，灯红酒绿的场合很多，但我并不好色。我没有想到会在那里开始我的第一场初恋，这个初恋的对象是：宁子。
我这里不能提及她的全名。当时，她正在日本人开的一家半色情酒吧里做。其实，从我们的第一面，我就知道她不是处女了。当然，陪酒的女孩儿怎么可能还是处女？吸引我的是她如此寡白而忧郁的凝秀。不笑的时候，她像一泓湖水，忧郁而宁静；即使一笑的时候，也不会使她的忧郁漾开，只是将之变得更加清晰而生动。也许我的人生经历与人不同，在深圳这个女、男比例相当失调的世界，那么多单纯年轻的女孩从不曾引起我的注意——似乎她们的快乐在我看来都太单薄了，吃过咸水的人往往希望找到一段更深沉更宁静的愉悦，哪怕它是泡在痛苦中的。见到宁子的第一眼，我就被她的忧郁触动了。她的经历很普通，只是曾经被人负情、受骗、失身，但她是以一个这个时代不多见的传统女性性格承受这一切的。当我吻着她那总是微肿的眼，听着她的心如此激烈地跳动——像是不敢置信自已还配享有幸福地接受我的爱——当我第一次进入她的身体，我就知道这个女人是我的了——她是我想要的，只有她会那样地抚着我的发，理解我向她述说的一切——可是我没想到，母亲会如此激烈地反对。
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会那么老辣而敏感，其实她在深圳一共只呆了3天，就明白宁子曾经干过什么。宁子很软弱，又始终抱着愧我之情，被她一逼，就什么都承认了。这是我一生最难的时刻，一边是母亲，一边是我爱的女人。母亲可能保护她儿子的心太真切了，她用那种极原始和粗鲁的方式辱骂宁子，说她勾引了她的儿子——这不公平！我的性格注定我是那种愈逢压力愈要反抗的人，感到宁子的手在我手里瑟瑟发抖——我怎么能容她如此受辱？——他们明白只有两颗受过伤的心才会贴得更紧吗？我并不要什么十全十美、身家清白之类肤浅的虚荣与快乐呀！我会反击社会的所有腐朽规则，哪怕压制来自我的母亲。我从始至终没对母亲回嘴，只是说了四个字：“我要娶她。”
母亲仇恨地望着宁子：“你娶她，除非我死！”
我惭愧地让她这么恨恨地走了。她可能在担心我，担心失去她引以为傲的儿子。3个月后，我办好了一切，像个男人那样把一份婚姻承诺给了宁子。知道父母不同意，也没请他们来，只是拍了封电报，电报上也只写了四个字：“我结婚了。”
母亲的反应是强烈的，她自杀了。她跟人说：“我宁可死也不要看到阿平去丢这么大的脸。”她曾握着我的手对我说：“阿平，妈求你了，好不容易全家仗着你太太平平过了几年，你就不能不折腾了吗？”为了阻止我的婚姻，她甚至还到处和亲友宣传宁子的经历，希望用这种压力来遏制我，她不知道愈是如此愈会激得我决然面对。弄到后来，她觉得不死都无颜以见人了。我知道妈妈不是用死来恨我、报复我，她只是生活在老观念下，又太以我为傲了，受委屈一辈子的她不愿看到自己好容易可以引以为傲的儿子不再受人轻视了，可是毕竟——叫我情何以堪啊，我一直没有在心里承认自已不孝过，妈妈，你为什么非要选择让你疼爱的儿子愧疚一世呢？妈——你给儿子的婚礼送上了一份什么样的礼啊！
接到电报的时候我晕了过去。至今，我觉得心里有一部分再也没有苏醒过来。丧礼上，我还是没有哭。直到客人走后，我才终于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一样长嚎起来，我的心里有很大一部分就此空了。
为了儿子，我负父亲一世
1991年，我独自开公司，涉足电信行业。那一开头可真难，还好宁子给了我很大支持。那时我们已有了孩子，孩子3岁前几乎是她一手带的。我的事业做得很有起色，因为我必须工作——否则无法面对空下来时必将痛苦地想到的一切。因为母亲，我和宁子心中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伤口。说实话，即使在那些恩爱缠绵的夜晚，除非酒醉着，一回过神，我总不由想起母亲那张哀伤而责备的脸。我无法摆脱这种罪恶感，可我知道自已必须像个男人——我不能为逃避伤痛再离开宁子。我一直没有真切地和宁子说及母亲的死因，我宁愿用沉默来增加自已骨骼中的钙质。这个毕竟我爱着的女人，我何忍让她负疚呢。
让我惭愧的是老父，我知道钱是最不能表达什么的，可我能给的只有钱了。93年，父亲己65岁时，我因为一件经济纠纷入狱了，几乎整整2年。这次入狱对父亲的打击是如此之大，听表弟说，几乎是一夜，他的头发全白了。至今，我无法给他解释我这次入狱只是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让我触及了某些地方保护主义者的利益。我其实是想好好和他谈谈这一切的，可他总那么不信任地看着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加不了解我了。在他的意识里，只要掌握着强权和司法工具的人，错的也是对的——“阿平，咱们头皮薄，你现在混得也不错，干什么就不肯消停，非要惹他们呢？”
我生性急躁，明知不该发火，还是冲父亲发了。事后看着他满头的白发在我面前瑟瑟颤抖，我的心里又满是愧疚，一阵绞痛——爸爸，什么时候你才会相信你的儿子其实并不是一个作奸犯科的人呢？但我不能止息住老人那种无尽的担心。从我出狱，父亲就住过来和我们一起了。这一点我很高兴，可我不懂为什么我就是无法给他带来快乐。
他只是更加频繁地偷偷检查我的包，费尽心力地查我那些他根本看不懂的帐目，曲曲折折地盘问我的一切。每当别人夸赞我的成功时，我都不由觉得好笑，连我的父亲都不以我为骄傲，我还算成功什么。我常常为母亲在梦中哭醒，我真得想好好地问她一句：孝该怎么做？孝又要怎么说？
我对父亲最残酷的一次剥夺就是在儿子这件事情上了。1999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英国有一所很好的贵族学校正好难得有招生空额，我托朋友弄到了，便决定送儿子去英国。
儿子其实还小，刚刚11岁，最重要的是，从我入狱那两年，父亲来帮我照顾儿子，祖孙俩已有相当深厚的感情了——当然特别是爷爷对孙子，那真是一种心理依赖。说句老实话，就像老人说的，“水往下流”，每个人大概对自已的下一代都会对比自已的上一代更加关切。我对儿子也抱有一定的自私心理，总觉得爷爷对于他过于严重的心理依赖可能不利于他心理的健康成长。
加上我还想锻炼一下儿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在宁子和父亲两人的反对下，我还是狠心地把儿子送到英国了。我没有对他们说的真心话是：其实始终有一道阴云横亘在我们家中，那是妈妈的死，我们大家可能永世都不会对儿子提及这一切，但必然会有一些余波通过一些其它途径影响到他的。我们这些人，无论父亲、宁子和我，都有心理不健全、偏颇的地方，都有难以忘怀的伤害。我在幼年吃过苦，所以宁愿孩子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稍稍远离我们，能够成长得更健康。
我答应父亲每半年可以去看孩子一次。可父亲还是从此不理我了，我剥夺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快乐——中国人是喜欢含饴弄孙的。可我觉得那对孩子不公平。我自私，无法为了安慰父亲把儿子最好的光阴都交给一个老人，何况他曾经对我的教育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事实证明我对情况的判断是正确的，宁子虽在英国照顾孩子，可毕竟每个星期只见一次。孩子脱离最初两个月的孤独感后，变得更活泼、敏捷、开朗了，而不像和他母亲和爷爷朝夕相处时的那种敏感、胆怯。我其实并不是像父亲和宁子所说的那样异想天开之下忽然要把孩子送到英国的，我曾把我们家的整个状况咨询过心理医生，他给我的建议是正确的，可这些也是剥夺了一个老人的快乐的。99年假期，父亲去看过孩子一次后，回来明显地瘦了。他老不停地念叨，孩子不像以前那么恋他了，见他来了也不陪他，而是和小伙伴一起去踢足球。这份友谊的背叛让父亲更加孤独。他从此病倒，于10月中旬轻微中风，日渐消瘦，终于在12月份溘然长逝。他去后，我才悔及自已的自私与不孝，可我真的曾想对他好！可为什么将近整整10年，我们爷俩尽管有时间沟通时，却不能好好谈一次呢？
所以我要按父亲的意愿风风光光地为他把丧事大办——这一生我没听过他的，虽然这种陋习在他生前是我一直极力反对的。他这辈子受人欺负，畏畏缩缩了一世，也就这点遗愿了。他生前老给我讲包公的故事，说包公刚强一辈子，偏偏有个从不听话的儿子，说东他就西，一辈子没听过他爹一句。包公临死时，想睡一口木头棺材，想着儿子的性子，就说：“我死了，你给我打一口石头棺材吧。”没想儿子也想，这一世也没让父亲称心，临死就依他这一次吧，终于让包公睡进了石头棺材。我想，我对父母是否也是如此呢？我尽可说我本心是对他们好的，可一切从没按着他们认为好的方式来，我其实违逆了他们一辈子。可悲的是，回头想想，如果生活可以重来一次，我大概仍只能选择我做过的一切——这也许是我的性格和社会文化心理转型让我必定承担的一切吧。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痛苦的，必将失落许多他所珍视的事物。只希望到我儿子那一代，他终于可以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层次上坦然从容地处理好父子关系——又或者，这是人生必经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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