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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腊生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名在高校执教近20年的老教师，面对近年我国一些人提出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口号，随之而来的遍地开花的高校大扩招，并为此大量批办高职院校的情势，感到十分的忧虑与困惑。大扩招也好，大办高职院校也好，其主观愿望有积极的一面，却又夹杂着一些不应该夹杂的因素。高校应该扩招，但必须在抓好基础教育的前提下量力逐步进行，当前这样跳跃式大扩招我以为不妥；必须发展高职教育，也应该逐步增加高职院校，但一定要讲科学、按教育规律办事，这两年一轰而上大量批办高职院校我觉得是一种政策偏差。
一、 基础教育的底子牢不牢？
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曾一再强调共产党人是“最讲认真”的，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办事已经不那么认真了。喊了许多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其实还远未真正落实：一些地方，口号归口号，而实际执行的，并非真正的“义务教育”——国家投入太少，在许多乡村中小学里则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投入。我所理解的“义务教育”是免费教育，包括学费和书本费，承担“义务”的主体是政府（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连高等教育也是免费的）；而实际执行的是“义务受教育”，承担“义务”的主体是学生及其家长。家长不仅要交书本费、学费，还要交各种“赞助费”、“集资”：学校基建要“赞助”，学校买实验设备要“集资”，买电脑也要“集资”……许多学校还有新招——强行“滚动借资”，把各家长的钱长期占用而不用付一分钱的息，还美其名曰“人民教育人民办”。家长为了子女，只能忍气吞声，任 人宰割，实在交不出这些费用的就只好让孩子不上学了。
正因为如此，便难以切实达到普及的目的。所谓普九验收，多被各地想方设法搪塞或蒙混过去了。我的家乡教育一向不算落后，就根本未曾切实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我曾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亲身做过调查，我们那个村500来人，其中35岁以下，小学未毕业的约占10%，初中未毕业的约占30%。本人的小妹妹在我攻读硕士学位时便已从初二辍学，跟她同班一起辍学的有一大批。我妻兄那个村子大概200多人，青少年辍学的现象更为严重，他的3个儿子都是20多岁，便一个也没有读到初中毕业。我们家乡属“大武汉”的郊区，情形尚且如此，其它地方，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可想而知。
许多资料表明，我们离真正的“普九”差距是巨大的。只要打开互联网稍作浏览，这样的资料俯拾皆是。
面对这样的“普九”情形，我不禁要产生疑问：农村市县中有没有青少年都能100％读到初中毕业的地方？同时，我也困惑：负责检查“普九”的工作人员，在被检查单位“热情招待”的筵席上，其衡量的“尺子”的弹性究竟有多大？
从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主要力量——中小学教师来说，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众所周知，多年来全国各地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一直十分严重，近年似乎愈演愈烈，致使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师大量流失，暂时没有走的教师也无心教学，他们不得不分心去搞“第二产业”以维持基本生活。教师在生活无保障的情况下，何谈提高自身素质？又何谈对学生实行素质教育？小学、初中的学生辍学、教师流失，高中的生源便成问题。初中、小学教师普遍相对贫困，其毕业生的素质也就成问题，“提高全民素质”的根基也就动摇了。
50年代，我读小学是在一个旧祠堂里，房子破旧黑暗但相当牢实，当时都是公办教师，没有“民办教师”这一说，桌凳学生自带；到80年代，儿子上小学则是在小队一间摇摇欲坠的破仓库里，桌凳依然学生自带，教他们的全是“民办教师”，依我看，他们都不称职。从这里，我没有看出国家的投入，也无法看出“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口号下基础教育的进步，反而感到有某种倒退。儿子读到小学四年级时，交完了各种税费的周围各村老百姓再出钱，盖了十几间简陋的平房，原来的“民办教师”也“转正”了一批。这应该说是有些许进步，但跟有关人士、有关部门所总结的基础教育的“辉煌”成绩差距特大。
1992年冬，我曾为一个同事的入党之事到汉川县某村搞调查。偌大一个村的村委会里竟没有一个人能将简单的证明材料写成基本通顺的文字。他们年龄都不大，我估计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们便是乡村一切基层工作的承担者，包括“普九”。当时，我坐在他们身边就想：全国大部分的村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国最根本的“国情”；再回想平时经常听到的一些漂亮口号与动听的种种“成果”总结，深感如在云里雾中，象是另一世界的事。
据我所知，乡镇中小学一般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有关部门平时是很少为它们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实际问题都离不开钱，多年来各级机构、各部门经费都十分吃紧，收了“教育费附加”后仍然如此（那些钱实际上总是被挪用去做了“更重要”的事），并没有为它们提供解决问题的钱。待到上级要来搞“普九验收”了，关系到“政绩”与“位子”了，这才有人过问一下这些学校的教室、寝室、实验设备、师资状况。差距无疑是大的，钱依然没有，检查又不能不应付过去，于是不管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千方百计先弄些钱来装装门面，应个急。时候还是老办法——生个理由找老百姓要。 湖北省赤壁市1997年“普九”验收后，全市共欠“普九”债务本金9000万元，拖欠教师工资1500万元。为消化这些债务，该市便将手伸向百姓，要全市中小学生每人每学期交50元“校舍建设基金”。此事直到2000年11月9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后才得以制止。这种事绝不是个别的，只是大多被当地政府千方百计捂住了，很少被曝光而已。可见，“普九”目前并非自觉行为，而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为应付检查，突击借债搞“达标”，是不得以的办法。这样的“达标”又有什么实际意义？这种事实也证明，我国离真正的“普九达标”的距离甚远。
二、一轰而上大扩招是不是冷静之举？
再糊涂的厂长，也不会批量生产尚未定型的产品。众所周知，目前举国上下对于如何办高职尚无成功的经验，关于高职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材建设、考核办法、评估方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大家都还在探索之中，等于“产品”没有定型。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生产”出大量高职院校来，这中间就难免夹杂相当比例的“次品”、“废品”。
目前，大批工厂停产、半停产，无数的国有资产闲置、商品大量积压，浪费已经十分严重，令人痛心。又大办高职，无论良莠，无论条件是否真正够，是否能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到处重复建设——各地都非常“聪明”，赶快抓“机遇”、甩包袱，将无法办下去的中专、技校全部改成高职：申办时，为了能“批”下来，千方百计包装，要应付“检查”，不能不东扯西拉搞钱征地、建房子、添设备；好不容易“批”了，为“验收”能过关，还要想方设法弄钱征地、搞建设、添设备，以形成“规模”。一片片良田占用了，成千万，乃至上亿的钱花了，学校一开局就背了沉重的债务，却多半不能真正产生效益——毕竟钱不够，处处捉襟见肘，其多数师资力量无法跟上、硬件设施无法达到起码的要求，从而无法真正保证教学质量，当然也无法保证毕业生的质量，连招生都异常费劲，多数只能低效运转，勉强维持，这也是一种严重的资源（物资资源与教育资源）浪费。就像一些地方将濒临倒闭的企业包装上市一样，玩的是没有过硬规则的“换牌子”游戏，大量中专、技校毕业留校任教的“教师”自然也就随之成了“高校教师”。没有质量保证的教学搞一年，就误人子弟一年。如此轰轰烈烈地浪费有限的国力并误人子弟，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耳闻目睹许多条件极差的学校为了招揽生源，挖空心思搞虚假宣传，这不仅欺骗了考生，而且污染了社会空气，败坏了高等教育的名声，丑化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形象。
再者，近几年国民经济正处于“紧缩”阶段，在经济低谷时大办高等教育，难说是明智的决策。实际上，国家的教育投资比例逐年下降。政府每一年都在说要大力发展教育、要增加教育投资，但年复一年均未能兑现，这一比重总是很小。既要大办教育，办大教育，又拿不出钱来投资，地方政府必然是变着花样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在多数城乡居民现实收入和预期收入均呈下降趋势的经济低潮时这样作，犹如杀鸡取卵。
据说，高校大扩招是为了通过刺激“教育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不设法刺激和扶持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产，只是一个劲“刺激消费”，实际上是在刺激有限的物质财富的加速消耗。“住房消费”也好，“节日消费”也好，“旅游消费”也好，“教育消费”也好，都是不能创造物质财富的，低劣的教育也不能创造精神财富。种种手段都只是内耗国力而已。
三、提高全民素素会不会成为空话 ？
广大农民这几年入不敷出，城市里是大量工人、职员、乃至教师下岗，近年有关专家对我国（包括城镇和乡村)失业率最乐观的估计为22%，最悲观的估计则是33.8%，而学费越来越高，一部分城乡低收入家庭的子弟已被经济因素排斥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外，大学再怎么扩招，多数城乡低收入家庭的子弟亦必将因经济因素被排斥于高等教育之外。所谓提高生存质量、提高全民素质会不会成为空话？
办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国家。现在都在高喊“科教兴国”，却宁可化几千亿去建“三峡工程”，花巨资“申奥”、修“国家大剧院”等，而不肯给一批批新审批的高职院校拨一个子。其实质是在转嫁危机——失业工人本来很多，几乎所有的中专、技校都办不下去，那么这些学校的多数教职工也要失业，一年年又有大批已成年的高中毕业生失学，社会将不可能稳定，那么就统统合并、升格为高职院校校吧，牌子可以随便给，审批只是做做样子，好保持“国家”的“尊严”，钱是没有分文的，你们自己去办，自己去互相“竞争”，自己找饭吃，自生自灭！可以说，在办教育的问题上，“国家”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国家”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不“称职”的。喊“科教兴国”而不能给新开办的大批高职院校解决起码的经费问题，等于空喊。
毛泽东主席还说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现在一批批高职院校仓促上马，其多数打的是“无把握之仗”。政府不是在“办”高职，只是“允许办”高职。我预计，几年之后，真正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只能是极少数——它们在偶然的情况下，占了某种天时、地利与人和。说句不吉利的话，办不好是必然的，能办好倒是偶然的。到“检查验收”时，如果政府有关部门不是睁只眼、闭只眼，多数高职院校肯定都无法过关。不能过关怎么办？勉强办下去，是低劣的教育，贻害无穷；下马，则标志着大批教职工失业，大量资产闲置。
高等教育不是不需要大办，也不是完全不能大办，但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政府必须切实搞好“宏观控制”，大大增加教育投入，而暂停或减少一些只是装门面的不急之务的投入。“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其二，国家要自己“办”高职教育，而不是“允许办”，才能实实在在地提高全民素质，实实在在地达到“科教兴国”的目的。
真正重视教育而经济又不宽裕的家庭，为了“科教兴家”，无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压缩其它一切开支，乃至节衣缩食，集中有限的财力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子女上了大学，甚至读了研究生，其人力资源的素质大大提高了，家庭的兴旺便指日可待。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应该也是这个道理，这才是切实的“科教兴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提高全民素质”往往停留在口头上。
大批新办的高职院校，政府不出钱，连起码的硬件设施都不管，让学校拿学生交的学费给教师发工资，维持正常运转，同时还要拿一大部分钱来添置硬件——给“国有资产”增值。学校和教师跟学生之间成了买卖关系，有买卖就不免讨价还价，不免要讨欠账——逼贫困学生交学费，师生关系被彻底扭曲。无论国家给没给过基建费，一旦学校做了房子便都是“国有资产”，政府只是出面做“调控”工作：一方面“严格控制”学校的各种收费，一方面要求这些院校做无米之炊——抓好教学质量。鱼和熊掌岂能兼得？
——《职业技术教育》2001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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