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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恒昌
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星期天，我漫步市中心大街，醉心于个个面带幸福笑容的人流，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场面：一个精神病人在街口表演，周围是一群看客。我停下脚步，远远地看着这一切。
那是个男性患者，大约50岁年纪，衣衫破旧，满身污垢。他在旁若无人地跳“忠”字舞，舞姿相当娴熟，边跳边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正当人们看得带劲的时候，他突然转身走出人群，躲到楼脚垂头面壁。围观的人大都跟了过去。一会儿，走过一个看热闹的年轻人，他说：“这人真有意思，躲到那里向毛主席悔过。”我吃惊，这一张一弛多么让人骇异。
回来的路上，我的想法极为疯狂，我不知道什么能够守护住思想。我想到了以前曾多次见到过的类似的精神病人，他们大多会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类的革命歌曲。我疑惑，他们为什么不唱流行歌曲？他们为什么不唱《快乐老家》或者《何不潇洒走一回》？他们为什么不练健身操，跳交谊舞？答案非常明确：他们根本不会。
是的，他们是精神病患者。但是，他们又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和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人有着极大的区别。他们大多发病于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有的是被逼而疯，也有的受了强烈的精神刺激。如今，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是他们的灵魂仍然停留在那个年代。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读不懂光盘，更不懂网络。他们不晓得邓小平理论，更不知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们不会唱《让世界充满爱》，也不认识韦唯、毛阿敏、阿杜和周杰伦。但是，他们决然不是过着桃花源般的诗意生活。这些人，或许曾是战绩卓著的革命前辈，或许曾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老干部，或许曾是满腹经纶的学者，就因为那场灾难，使他们落入这般境地。他们的肉体饱受饥寒的折磨，却不知头疼发烧为何物；他们的灵魂仍囚禁在文革的地狱之中，饱受折磨和煎熬。除非他们死去，没有人能够解除他们的痛苦。
记得有人说过，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可悲之处，就在于逼死了很多老干部。也记得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可悲之处是培养了一大批善于说假话的人。在我看来，真正的悲剧主人公是这些被逼疯的人。被逼自杀固然可悲，但是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保全的人格，且该平反的业已平反，该昭雪的也已昭雪，已经各得其所。说假话固然可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良知终会觉醒和发现。唯独这些精神病人，至今仍在深受其害。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叫“反动”。按照字面理解，反动应该是阻止运动，反对前进。从这些精神病人身上，我发现了最大的反动者。恰恰是当年天天叫嚷别人反动的人才是真正的顽凶。他们居然能够让时光停滞，长期囚禁人们的心灵。事实上，受害者不仅仅是那些精神病人，也包括我们每个人。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六年之后，成份论早已被破除，但是那时的一张报纸却以《四川一贫农妇女生下一毛孩》为题报道一则新闻。当时就有人评论：文革流毒实在太深。后来，在一次聚会中，一位朋友说，如果有人再发动文化大革命，肯定还会有很多人参加。听了他的话，我在夏日里感到冷彻骨髓。不是吗，直到现在，人们依然没有真正停止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我不知道，我们的思想何时才能摆脱桎梏，进入自由飞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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