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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日期: 2002年6月8日
莫让“悲情”成“卖点”
郝洪

  媒体的目光不应只落在悲情故事本身。探究这些故事存在的社会根由,挖掘出问题所在,推进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才能给需要救助的人们以真正的希望

    3个“典身救姐”的故事,情节相似,结局不同

    常常看到媒体关于“某某‘典身’救助亲人”的报道,多有固定模式:“典身救人”的消息———当事人与其患病亲人的生存状态———媒体呼吁———好心人捐助———医院救治。

    其间,当事人无奈的求助技巧,媒体良知之下的商业利益,以及现实社会救助系统的缺失,这些尴尬都掩盖在“典身救姐”的悲情故事背后。浸润在愁苦里的,是心照不宣的一张纸,不能说,一说就破。

    然而,《北京青年报》最近对发生在深圳的3件“典身救姐”事件的追踪报道,却捅破了那层纸,让那些尴尬浮出水面,给曾经小心翼翼回避着、不去想这类不愉快问题的人以真实的残酷。

    2001年4月,深圳打工妹邓美英为救身患尿毒症的姐姐邓雪妹,向媒体宣称:“谁肯救我姐,我情愿嫁他!”

    2001年7月,深圳打工妹梁燕燕对媒体说:“只要有人能帮我姐姐(治病),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愿嫁!”梁的姐姐患急性非淋巴性白血病。

    2002年5月,深圳打工妹黄仕娥向媒体求助:“无论是谁,只要治好我姐的病,我就嫁给他。”黄的姐姐患精神病5年。

    同样的“典身救姐”,只因发生时间有先后,媒体报道的方式不同,社会反响不一。她们博得社会的同情与帮助也明显呈递减之势。

    邓美英呼吁在前,记者报道充分,社会反响也大。梁燕燕、黄仕娥在后,新闻价值弱了很多,只能作一般消息处理。邓雪妹得到10多万元捐助,梁燕燕所得不过数千,至于黄仕娥,虽有好心人捐助,但也有不少读者质疑其遭遇的真实性。

    这样的事多了,对我们的同情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伤害

    3个“典身救姐”的故事,都催人泪下,而它们结合到一起,就演绎出一场“黑色幽默”。

    在《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中,3个打工妹都坦承用“典身救姐”的说法,是为了引起公众注意。参与邓美英、梁燕燕事件报道的记者也直言,爱心报道需要“卖点”。这位记者说:“报社对一个事情的重视程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不想指责那3位姑娘,可以想见她们内心的无奈与悲苦,选择迎合社会心理的方式,努力和命运抗争,不能算是哗众取宠。我也无法对有些媒体的“越位”说三道四,毕竟它们在商业性的选择中完成了一个个善举,拯救了一条条生命。

    但是,这样的事情多了,对我们的同情心还是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伤害。

    早些时候,媒体报道那些家贫又逢厄运的求助者是不需要“卖点”的。患白血病幼童的苍白小脸,对死亡模糊的恐惧,都能够引起人们同情的眼泪和援助。现在,有些人的同情心似乎落在这个“卖点”上,被故事的曲折情节和媒体的报道策划所操纵,同情心被商业化了。

    同情心被商业化的结果是什么?麻木!它需要更新鲜的刺激才能够被激发。当3位打工妹“典身救姐”的故事反复演绎的时候,悲剧效果已经弱化。翻检以往的相关报道,“典身救子”(《新快报》)、“典身救弟”(《南方都市报》)、“典身救母”(重庆晨网)、“典身求学”(《楚天都市报》)等等不胜枚举。谁又知道,为了唤醒人们的同情心,无助的人们还会举起怎样让人惊诧的求救“信号”,媒体又会演绎出怎样“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媒体的“越位”给急需建立相关制度与机构的社会带来某种错觉

    从某种角度上而言,媒体的“越位”反而给急需建立相关制度与机构的社会带来某种错觉:制度的力量敌不过媒体的一次炒作。媒体不是“慈善机构”,尽管在诸多“典身救人”的事件中,媒体起到了“慈善机构”的某些作用。

    比如捐款的管理。媒体没有相关专业人员。往往是将捐款直接交到受捐者手里,或者交给替受捐者治疗的医院。当捐款数量大时,也会设一公开账户。至于捐助款的使用,媒体不可能掌握得很细致。这恰恰是容易引起纠纷的关节点。深圳首个“典身救姐”的邓氏姐妹就遭遇了这样的问题。依靠捐款获得救治的邓雪妹为保证日后的药费开销,想要回属于她的捐款余款;医院却称该款应由医院处理,用作设立相关医疗基金;捐款的企业则以为,他们的捐款还不够医疗费用。这笔捐款究竟用了多少?是否有余款?该谁来拿这笔余款?

    比如救助对象的选择。媒体选择了报道对象,就等于选择了社会救助对象。因为采访是记者的个人行为,对救助对象的选择标准往往不够客观———一个有“好故事”的人,可能胜过一个病情更严重、更需要帮助的人。在《北京青年报》的访问中,曾经写过不少“爱心报道”的南方某报记者坦言,“选择报道对象也与个人感觉有关”。“当年那个得白血病的小女孩,我就做得很成功。而后来有一个类似的小男孩,情况比她还严重,就没有做很大的报道。那个小女孩很乖巧,和人交往,总是让人很感动,很心疼。那个小男孩就不是很招人喜欢,他父母的谈吐也不让人愉快。”

    再者,通过媒体得到帮助的毕竟是少数人,而且往往是报道完了,与求助者的联系也断了。

    媒体的目光,不应该只落在悲情故事本身。探究这些故事之所以存在的社会根由,挖掘出问题所在,推进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才能给需要救助的人们以真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