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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住命运的喉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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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自赋
第二章 往事如烟
泥巴牛粪的童年
不知村外还有天
锄头扁担的课表
造就出风雨等闲
一、泥巴牛粪上的少年
湘北的小村大都山青水秀。我的家乡谈不上风景独好但也可谓风水不差。一条弯弯的小河环抱起伏的山丘。河堤围着水田，山丘点缀旱地；春夏秋冬，收鱼获米。在我最早的记忆中，那些山丘上也不乏苍松翠柏，而那条河流里满是鱼虾，鱼船、渡船、小帆船日夜不断。
可是，不知为什么,这里的地灵抚育不出人杰。有史以来，全村只是在民国时有人当过小小的甲长。无人出人头地也罢，全村百余口人中却有六七个聋哑、代代都出低能儿，但谁也未曾料到，今天会出现我这个超高位截瘫患者。
我来到这个人世间，最早的感受就是寒冷、躁热、劳累和饥饿。
我生于腊月的傍晚。生我的头一天母亲还在寒风中抡锄头挑扁担修大堤。寒冷和劳作是我先天的体验。
傍晚，北风拍打着破损的木板房。房后，几只黑鸦在重整被狂风刮落的鸟巢。天空昏黄。“人黄有病，天黄有雪。”这是当地人观人相与天象的口头禅。大雪来临之际，母亲和奶奶从早到晚一直在准备过冬的柴禾。天黑时分，母亲劳累不堪，仍然倚在茅草棚猪舍的栏杆上坚持捆扎树枝。忽然觉得腹中不适，她不得不沿着栏杆和墙壁趔趄进屋。我的到来终于能使她操劳一天后能早早躺下来休息。生儿育女的痛苦，对她来说，早已是一种享受。我已是排行第五了。所谓多子多福，儿多母苦不在乎。
况且，她三十几岁死了第一个丈夫，一个人拉扯大四个儿女和赡养婆婆，几年来，已是精疲力竭，难以维持这个家了。死了丈夫不久，接着又死了一个儿子。从精神到躯体，她的确需要休息一下了。于是，好心人给她介绍了一位三十五岁死了妻子，无亲无故带着个八九岁的养子的汉子。他们的结合，可谓够患难，但天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真情。无论怎样，我的到来足以使他们高兴至少一个月。
当地的风俗，妇女生了孩子，必须一个月不出家门。有了我，母亲劳顿几年之后，终于能在房里呆上一个月。房子虽破，但总比在雪花中修大堤舒服。生了孩子在家，最多只是每天和我奶奶一起准备七个人的饭菜：舂麦米、捣红薯......而我的父亲，中年得子，后继有望，没有理由不高兴几十天。
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和平。至少有一个月我的父母没有吵嘴打架。当然，这期间，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以及我父亲的养子之间是否和平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后来听说，没有我时他们常常为争抢贴在锅底的一块烧焦了的本该给猪吃的锅巴而大动干戈。再添上我一张嘴，火药不断的局势想必不会缓和。
我的幼年在泥巴、牛粪中度过。哥姐们和我几乎相差代沟。在我最早的记忆里，大哥娶妻、二姐出嫁、三哥逃学放风筝。
妈妈又生了两个妹妹。小妹妹两三岁了仍是软骨头，整天坐在围椅里傻笑。我家又给这个村子贡献了一个低能儿。不过，还算幸运，她不聋也不哑。比起邻居一家有两个聋哑姐妹来说，我家的风水和祖先坟墓的选址当时还算不错。只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莫大的错觉——那两个聋哑姐妹成人后，比我的小妹聪明得多。
自从学会了走路，我整天就和哥哥姐姐们一起舂大麦。我和大妹的伶俐常常令村里人羡慕我父母婚姻的优化组合，因为他们自己大都是裱亲兄妹结成的夫妻。
我家还算“富有”，除了三间木板房外还有石臼、石磨和竹木砻子（通过人力旋转可初步脱去谷物的外壳）。六七岁时，我已成为奶奶的主要帮手。大麦、萝卜和红薯是我们的主食，虽然当地主产稻谷。父母、哥哥姐姐们整天在生产队里出集体工，我和大妹、奶奶一起从清早就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食物。大麦需要臼了晒干、晒干了又舂，反复两三次才能吃；萝卜和红薯也要剁成碎末。
年年丰收的稻谷农民没有权利自己吃。一方面，当时，国家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粮食一出产，立即上缴国家储备，农民效忠为“革命”。另一方面，村里常住县乡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村与村之间的工作组互相比成绩，因而，本来亩产五百，他们会上报一千，这样，为保他们的“伟大业绩”，农民只得缴出自己的口粮。
作为学龄前儿童，我和大妹在舂麦米和剁红薯与萝卜的“运动”中，是远近闻名的“勤快”和“听话”模范。
我的启蒙小学，就在家门前两百米的山丘上。一间茅草房，三个年级，三个老师。一块黑板，一张讲台。整个上午，三个老师交替给三个年级上课。每天下午，老师就带着我们在茅房四周挖防空洞和战壕，做防空演习。
我们一学期的课文全是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等等。
我不知道我小时侯爱不爱哭，据说，我不会走路时，每天由三哥带着到邻居家玩。当我不听话时，他就拧我的屁股，是不是他越拧我越哭哭闹闹，或者，他一拧我就不哭不喊，这在我的记忆中是一片云烟。现在我想，多半是他一拧我就安静。我肯定是个“坚强”的BABY，这一点可以由一件事得到证明：我三十五岁的时候，母亲向我吐露，三哥带我玩时，不小心让我吞下了一棵野生的、蚕豆大的菱角。尖角的红菱咽下喉咙时，我哭没有哭呢，翻没有翻白眼呢，我不知道，但至少可以肯定没哭多久，要不，为何几天之后母亲才从我的大便里发现那棵血淋淋的菱角呢？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第一次哭是上一年级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疆”字我老是写不好，课堂上我哭了，结果是老师握着我的手和铅笔才写得象个样子。
还有两次哭让我终生难忘。
二年级时，有一天中午回家吃午饭，不知奶奶和家里其他人都去了哪里，迎接我的是门上的一把生了锈的锁。我在家的四周找了一圈，没有发现他们的影子。于是，我拿起门外的砍柴刀，一边砍门框一边大声地哭喊：“我要吃饭！”“我要吃饭！！”我一直喊到对面的小山坡上才罢休。这也许是我最不懂事的一次。
另一次长时间的哭是三年级时挨了老师的一个耳光之后。数学老师上课提问，接连几个同学都没有回答上来，教室里站了一大批，老师执意要有人答上了才让大家坐下。作为一班之长，我挺身而出，站起来阻止老师继续问下去。结果，老师把我拖到讲台上，非要我做出那道题来不可。十几分钟过去，我摆出一副哭相，老师开始拧我的耳朵。我实在难以忍受时，便大声地骂他的娘。他一气之下，重重的摔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得我两眼直冒星花，使我足足哭了半个小时。这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酷”的惩罚。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那天放学，那位老师特地把我送回家，向我家人解释我脸肿的原因并道歉。后来，这位老师免费教我吹笛子，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三年级后，那所小学搬迁到离我家一公里远的地方。从茅草房到土砖瓦盖房，已是一大飞跃。更令人兴奋的是，新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了自己的教室。而且，搬迁后，我们不再挖防空洞，只是每天下午清理建筑垃圾、搬移小山修筑操坪。很累，但我们很乐意。锄头扁担加书包，地地道道的半工半读，我们每学期的学费只是四五十个鸡蛋的价值。
一九七四年，我读四年级时，奶奶去世。她老人家去世时，没有分文遗产和半句遗言。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农历十月初六，她风风火火从她大女儿家回来，因为第二天是我大哥的生日。那天下午，天气出奇的热。她迈着一双裹得很小的脚，手里拿着夹衣，沿着河堤赶回家。傍晚，她洗了个澡。第二天一大早，她给大哥煮好了三个荷包蛋以庆祝他的生日。做早餐时，奶奶老是抬不起头，想必是感冒了，她总是不停地叫我帮这帮那。本来，每天早晨我该照例出去到河堤上收牛粪交到生产队里挣工分的。那天早上我没有出去，因此父亲早餐时和奶奶争吵了几句。接下来的几天里，奶奶的病越来越严重，最后卧床不起了。有人病到了不请医生，在我们那里是很平常的事。许多人病了之后都是在床上睡好的。当然，几乎所有的老人都是一旦卧床之后就只是躺在床上等死而已。
躺了一个星期之后，奶奶实在爬不起来了，她才硬要求家里人请医生给她打一针。她实在不愿意就此死去。
她一生生了十二个孩子，最后只剩下两个女儿。大哥结婚才几个星期，奶奶还盼望着抱重孙子，她要亲眼看到宗族后继有人；大哥还没有给她生出个能续家族烟火的重孙子，她老人家怎么能放心的去呢；她一直觉得我们家的风水有问题，总是担心她的孙子们会像她的儿子们一样一个个夭折。遗憾的是，她一生劳累，却无力重新选一个风水好的地基再建家园，她曾想过把几座祖坟转移到有灵气的地方，终究还是力不从心。她就此离去，会死不暝目。据说，我的爷爷的爷爷辈中，出过秀才，理应就在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中肯定要出个举人什么的。哦，此时已不叫举人，而改叫工农兵大学生了。可是，我大哥、二姐和三哥都未能初中毕业，而我家亲戚朋友及左邻右舍没有一个是有权有势的，他们上“共产主义大学”是无望的了。我和大妹正在上小学，成绩都挺不错，奶奶多么想我们兄妹俩能让她如愿以偿。她对我和大妹的确很好。全家吃萝卜、红薯拌一点点大米时，她常常偷偷地在我们的一碗混合“饲料”下盖一勺大米饭团。每年冬天，晚上睡觉时，她都放一个小火盆在自己的膝弯下，让我和大妹睡在她的左右，等我们暖和并睡着了，她才将火盆移去然后自己开始睡觉。奶奶离开人世的前一天，家里人为她请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医生准备给她打一针退烧的药，结果未能成功，说她的臀部皮肤太厚，针头难以扎进去，只得给她两片阿司匹林吃了。两片阿司匹林未能治好奶奶的重感冒。第二天午夜，奶奶睁着双眼很不情愿也很不放心地离开了这个人世。
奶奶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和大妹好像都没有哭泣。我们总以为，她还会醒来，因为，我们的一位邻居老太太年近八十了，躺进过棺材三次，只有在第三次才彻底死去；我们的奶奶才七十三岁，应该还可以死去活来好几次。奶奶去世后，放在棺材里有两天，棺材盖没有合拢，她躺在棺材里，脸上盖着一张白纸。我和大妹每天上学之前都看看奶奶脸上的纸是否在动。没想到，第三天上午，有人将我和大妹从学校叫回，说我奶奶马上就要入土。当我们赶回时，人们正在用大铁钉钉棺材盖。这时我才意识到奶奶彻底地死了，死去不会活过来了。不知怎么搞的，我还是没有流泪。也许，我是天生的铁石心肠，忘恩负义的家伙。我当时总是在想，要是她等会儿醒来或者晚上再醒来，怎样才能走出那钉得严严实实的棺材呢？人们应该插一根管子在棺材里并伸出坟墓外，万一她醒来了可以出气并喊叫......
奶奶的葬礼热闹非凡。墓坑就在屋后，但为了显示葬礼的声势，人们特地抬着棺材绕很大一个圈子——足足有两公里——爬上家门前的小山岗，走完一段河堤，穿过小平原的稻田，然后回到屋后的小山丘。长长的人流——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以及附近村庄看热闹的男女老少——环绕着整个村子；有的举着花圈，有的举着五颜六色的布料和毛毯，吹唢呐的，打锣鼓的，耍狮子的......好一派轰轰烈烈的场面！我真的不明白，奶奶病重时人们为何不慷慨解囊给她治病，而她去世后却争先恐后、互相攀比买这买那。我觉得亲戚朋友的哭泣纯粹是假心假意，我才不去凑那分热闹。奶奶的棺材入土后，我和妹妹在她的坟前叩了三个头便返回学校上课去了。
听人说，某时某地死了一位老太太，埋葬之后的当晚，有人挖她的坟墓，为了偷窃棺内的葬品，结果，当盗墓人打开棺材时，那位老太太突然叫了起来。奶奶的坟地就在我家屋后，奶奶下葬的当晚，我竖着耳朵聆听屋后的动静，总希望有人来盗墓，总希望奇迹能在奶奶身上发生。可是，直至第二天早上，我没有听到任何挖墓的声音。也许挖墓的人很谨慎，没有弄出声音来。一大早，我跑到屋后的墓地，发现没有被挖的痕迹。这时我才彻底绝望，开始嚎啕大哭起来。真实男儿有泪不轻弹，不到黄河心不死。
奶奶去世后，十一岁的我不得不每天早上做好全家八口人的饭后去上学。幸亏，那时我们开始不用舂麦米了。生活刚刚有点好转，奶奶就去世，当时我没有想过这是不是一种命运的悲惨。
我的小学和初中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但因为我的家乡地域偏僻，远离“革命”的中心，我们的老师并不太鼓励我们当白卷英雄。相反，每个学期结束时老师都给名列前茅的学生发五好学生或优秀“红小兵”的奖状。每个学期得了奖状，我都交给母亲作纳鞋底的样纸。母亲的一秒钟的微笑是我唯一的和最高的奖赏。
其实，那时我力争上游，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奖赏。私自里我相信奶奶的话，我们家要出“举人”。完成奶奶的遗愿我责无旁贷。另外，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摆脱那世世代代愚昧困迫的境地。我的志向算不上高尚伟大，但我一直觉得，如果每个人主观上从个人出发，努力实现自己的志向，只要这种志向对社会无害，客观上就是对社会的贡献。记得一位数学老师对我们说过，“革命”就是以我为中心，以“不害别人”为半径，你画的圆越大，你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这话我一直觉得不无道理。
我曾以我为中心，不畏严寒酷暑，力争名列前茅。冬天大雪纷飞，每天做完全家人的早餐，没有靴子穿，穿上布鞋或球鞋照常按时到学，冻破手指脚跟毫不在乎。夏天，蚊叮虫咬实在挡不住时，就把煤油灯和凳子放在床上，放下蚊帐看书写作业。时间长了，家里人担心着火，更担心每月的煤油费用无法用几个鸡蛋开支，便不让我那样学习。于是，我要求单独睡在堂屋后的横阁里。没有窗户，只有一扇进出的木门，此外，我又用废书纸厚厚的糊住所有可能透光的墙上裂缝，劳累一天的家人早早入睡后，我便开始在床上继续学习。
那时，我也有过因为高兴而失眠的日子。
读四年级时，学校因“勤工俭学”成绩突出受到上级嘉奖，老师们可以到津市去参观。另外，各年级各班可选两名学生代表参加。我是代表之一。
老师告诉我作准备第二天去津市时，我高兴得真的跳了起来。
津市原是澧县的一个镇，离我家二十公里。父母曾抱着我去过一次津市。
去津市的前夜，我实在是睡不着。十一岁了，我还从未走进过城市，只是在一些战斗片中见过一些千孔百疮的城市模样，真可谓是井底之蛙。小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听人讲童话，学会识字之后，也没有条件看小人书。我不能想象城市的真实模样。只是听大人们说，城里有不用烧煤油的灯，一根线上可以亮一串；城里白天可以看电影；城里人不用走路；城里有许多比抽水机、打米机聪明的机器......这一夜，我睁着眼睛作着有关城市的梦。
第二天清早，我和老师及同学们步行前往津市。去津市，可乘船两小时到达，也可沿河堤或山路步行，步行要花半天时间。如果沿河堤步行，要过两次渡船。我们一行二十人，选择崎岖而路途更遥远的山路，是为了节约几元钱的渡船费。
秋天的阳光不算太热，但爬起山路来还是叫人大汗淋漓。走走歇歇，下午三点我们才到达市镇河对岸的一所中学。各人吃了一碗米粉，来不及休息，我们开始按预定时间参观山坡上的湖南拖拉机厂。车床、吊车、起重机；轰轰隆隆、火花飞溅......我们呆呆望着，聆听有关人员的讲解。这是我第一次认识煤油灯之外的天外天。
当晚，我们睡在那所中学的学生宿舍，因为周末，寄宿生大都回家去了，我们正好享受免费住宿。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参观了附近的盐矿和造纸厂。管道、锅炉和纸浆池......似乎没有拖拉机厂新鲜。管道就象抽水机的水管，锅炉不过比自家的茶壶大许多，纸浆池好像我们小朋友们用泥巴筑的坑坑道道......老师发现我们对这些不太感兴趣，干脆让我们逛大街。逛大街的收获很大：我第一次认识了各种机动车辆。东张西望，很快到了乘船回家的时候。昨天的劳顿一下子难以恢复，老师不再让我们步行了。
乘船买船票，人们拥挤不堪。我好羡慕坐在票房的年轻姑娘。头发光溜、脸颊和双臂白白净净......她慢条斯理，收钱和发票都不屑朝窗外望一眼。好悠闲和高雅的职业！当时，我多么想长大后当一名售票员。
津市之行使我幼小的心灵若有所思。关于城乡，关于工农业，关于人与人......我异想天开。要是全中国的人都像那位售票员一样能座在家里轻松地工作该多好。
最让我彻夜难眠的是全乡一年一度的秋季中小学生运动会。
在村里从小学读到初中，我一直都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全乡十五所学校十五支球队，每年集中在乡中学举行一次单循环排球比赛。每年参赛的头一个晚上我都彻夜不眠。因为参赛几天中，我能和同学们一道吃住在小镇上。接连好几天能吃上大米饭和放了植物油的蔬菜，而且闭幕的当天中午还能吃上一顿肉。这种生活在家里除春节外，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在家里，一年四季吃的都是萝卜饭、南瓜饭或是红薯饭。即使这样，我也很少吃上中饭。因为学校不供应午餐，我家离新学校又较远，中午我从不跑回家。而这样，还可以为家里人节约，使他们晚上能多吃上一口。我们家里的晚餐，通常是由奶奶事先按年龄和当天做事的轻重程度为父母和我们兄妹六人分好了吃的份额，然后各吃各的。奶奶去世后，分配份额的任务也落在我的肩上，因为每天放学回家我就负责作晚餐。这种份额常常不能让每个人都填饱肚子。至于吃的菜，由于每年只能从队里分得半斤或八两油，味道可想而知。
即使是伟人，一生中未必得到的都是奖赏。微不足道的我，虽然大多时候“五分加绵羊”，难免不受处罚。
初二时，盛行“勤工俭学”。学校拥有上百亩的果园、茶园和油菜园，我们常常整个星期不上一节课，农忙和冬修水利时还要停课，专门劳动。
有一天，放学时，老师通知我们明天不带书包。回家的路上，我邀集另外三个同学，第二天一起到津市去玩。晚上，我在家里撒谎说我的钢笔丢了，需要一元钱买钢笔。于是，母亲给了我二十个鸡蛋。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四个就步行去了津市。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没有大人带的情况下上街玩耍。他们三个都有独自上街的经验，我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在津市闲逛了半天。中午，我们各自吃了一碗一毛五分钱的米粉。他们都买这买那，而我总共只有一元钱，不敢乱花，因为我们已经商量好，回家时乘船。买了一只冰棍，留足两毛钱买船票，我买了一兜卷心白菜带回家。
第二天带着锄头扁担上学。劳动之前，老师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决定：撤消班长职务。这样，我被停职了一个月——在我的人生旅途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渴望自己有钱买些书和一只象样的笛子。为了捞钱，我开始想到挖沙参到中药铺去卖。一个周末，我拿着锄头和竹筐到附近的林场去挖沙参，由于色盲，好不容易在郁郁葱葱中找到一株，没想到刚一下锄，一条蝮蛇唰的一下钻了出来，吓得我回头就跑，以致我从此不敢挖参卖钱。但我还是没有放弃赚钱的念头。我发现邻居的大哥自己制作夹子打黄鼠狼收入可观，于是，我偷偷地观看了他制作的夹子的结构，初一寒假时我自己花了几天时间做了几只竹夹子，又从家里翻出父亲几年前修铁路时用过的已经废弃的两把手电筒，求人将它们焊接成为可以同时装四节电池的特制手电筒。那时，刚学一点电学，恰好学以致用。我用铜丝和铁片代替锈坏了的电源开关，从镇上的垃圾堆里捡回一些废旧电池，装进四节一试，果然发光。我好高兴，犹如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当晚，我拿着电筒把夹子放在自家屋后的竹园里，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真实天助我也！心想，下雪天，黄鼠狼肯定会出洞觅食，我的夹子一定能逮住几只。
那一夜，我做了一个美梦。梦中，我到县城里卖掉了两只夹到的黄鼠狼皮，拿着十多元钱，不知道要干什么，好比百万富翁，生怕遭人抢劫。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梦见这么多钱，我不知所措，想来想去，最后把钱放在裤裆里，跑到书店买我想买的书——《公社新苗中小学生作文选》、《汉语成语小辞典》等。买完了书我又去买梦寐以求的笛子。我早就看中了一只两节合的竹笛，铜的接头，金光闪闪，三元多才能卖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我可以将能折叠的笛子放进书包，每天带着上学。我可以把那只邻居的叔叔送给我的长竹笛送给我的妹妹......我还可以买一块手帕送给我的妹妹，以补偿我曾经打掉了她的两棵门牙的那一巴掌......
第二天一大早，尺余的大雪覆盖了一切。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屋后竹林中，老远望见我放置的夹子各个都已开夹，我高兴得几乎叫了起来。我飞快地跑过去，结果大失所望，原来，被夹的全是老鼠！我梦中的激动情怀一下子消融在茫茫白雪之中，寒风透过我顾不及扣好的衣服，令我直打哆嗦。
这番梦的失望，我把它写进了老师可以查看的日记。在我初中毕业时，语文老师傅衣兴送了我一本《公社新苗》、数学老师向才元送我一本《汉语成语小辞典》。和那个梦一起，他们永远搁在我的脑海。
小学时代，还有另一件事令我刻骨铭心。有一年乡运动会期间，连续几天下着大雨，运动会不得不中途停止，我们便冒雨跑回远隔几公里的家。我紧跟在几位高年级的同学后面冲锋向前，到了一条沟渠面前，只见他们一跃而过，我也毫不犹豫，拔腿飞身，结果滑落渠中。哗哗的急流将我猛地冲向河里，我已全然没了思维。当彭元发老师将我救起并在附近的店铺给我衣服穿的时候，我的嘴里还在不停地叫：“我的乒乓球......我的乒乓球不见了！”原来，我清醒之后第一件事只觉得我花一毛钱买的乒乓球在我落水时从衣袋里浮走了。人们常说，大难不死，我必有后福。我不知道，我的后福是什么。
我一向善于冒险而且敢于冒险，这一点我的小学和初中老师早已达成共识。那时，我们乡村之间没有电话，每每有上传下达的通知大都由我当“通讯员”，无论大雨滂沱还是雪花纷飞。不知有多少次我独自在恶劣的天气往返于三个村小学之间，来回四五公里，中途要经过不少平原沟渠和山丘滑坡。我常常为得到那种特殊“待遇”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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