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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洪灾瞒报的惩处力度再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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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人瞩目并揪心于风暴“碧利斯”引发的南方洪灾之时，却传出了让人颇觉遗憾的消息。20日下午4点，央视《东方时空》记者从洪灾前线湖南资兴发回报道，当地县城上报给市里的失踪和死亡数字有重大瞒报和失实情况，数字相差三倍之多。
此景颇有几分熟悉之处，而易让人陷入记忆的重叠。因为就在去年6月份，湖南新邵县发生特大洪灾后，也曾爆出“政府对外瞒报死亡人数”等诸多传言，而当时舆论对有关数据的质疑甚至引发了当地部门的信任危机，至今仍有诸多教训可以总结。然而，以今年的情形观之，有关人员瞒报的习惯似乎并未有太大改观，我们对此仍难以乐观。
鉴于以往安全、卫生事件过后个别官员的瞒报陋习，近几年来，决策者确实做了不少制度上的改进，可谓用心良苦。比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出台，不久前还公布了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两者从行政和刑事两个层面对瞒报事故行为，进行了颇为周全和严厉的制裁。但如果说安全事故之类的灾难，从发生到应急多与当地责任官员的政绩、升迁紧密相连，绞尽脑汁瞒报倒也有其合情的动机，所以需要严加惩戒的话，那么，对于难以预知的自然灾害，其产生与官员并无关系，个别官员为什么也要瞒报呢？似乎让人费解。
也许正是出于此种费解，相较而言，在当下的立法上，对于自然灾害瞒报的惩戒，一直弱于安全事故。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统计都被看作国家机密而被严格封锁。直到2005年8月，国家保密局、民政部才宣告对此资料解密，彻底公开自然灾害死亡人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那么，在法律已认可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公开的当下，有关部门、有关人员是出于什么考虑而瞒报信息呢？
仔细思量，答案不难被发现。试想，假如同样遭受洪灾袭击，甲县死亡了1个人，乙县死亡了100个人，当地公众和上级部门难免要发问乙县官员，为何你们县的死亡率会如此之高？是不是在日常的执法工作中，没有及时拆除和搬迁河道里的违章建筑？洪灾信息是不是没能及时通报给老百姓？救灾过程中，有关人员是不是存在组织不力、临阵脱逃的现象……想必几个问题问下来，有关人员头都会大了，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捂就捂”的想法便会跳出来。
不独此，不难想象，在目前多以灾害死亡人数来界定灾害大小的制度安排下，死亡人多就意味着受灾重，而这马上就会冲击到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招商引资。
此刻，灾害死亡人数便与官员政绩产生了关系，于是一切都会变得暧昧起来。事实上，在新邵事件中，有关官员就透露了其中的奥秘———之所以瞒报，是“因为全省现正在香港开招商会，怕灾害影响形象和招商效果才瞒报了死亡人数”。
一切都渐次明朗起来。只要我们承认人的生命同等可贵，就应该在制度安排上，对安全事故、卫生事件、自然灾害中的瞒报行为，施以程度相当的惩戒，因为一切瞒报行为都是对生命的亵渎，是政府的丑闻。而以此检讨当下立法，作为特别法的“防汛条例”规定虚报、瞒报洪涝灾情的依照《统计法》惩处，而《统计法》对此行为只规定了行政处分，这似乎不足以警醒瞒报者。因此，再次明确自然灾害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加大瞒报惩罚力度，尤为关键。
不过，在上述制度改进之外，从长远计，尚有赖于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惟招商引资和GDP论，真正把每一位公民的生命放在施政的首位，切实做到敬畏生命，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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