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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月
高枫病逝一个月了，舆论仍然沸沸扬扬。高枫是不是死于艾滋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待艾滋病的态度。高枫的母亲说：“我儿子得的不是艾滋病……有些人总把娱乐圈的人想得太坏”。高母的看法，代表了多数国人，潜台词就是：艾滋病患者没好人。
但，这是一种歧视，就像对残疾人的歧视一样。如果这种歧视发生在就业过程中，那就成了典型的就业歧视，甚至构成侵权。
用人单位招工，一般都要对应聘者进行体检。在美国，如果体检项目中有艾滋病检测，或者将他们的病情公开，那往往就被认定为侵犯了劳动者的隐私权和平等就业权，是违法行为。
艾滋病患者被录用为员工以后，病情一旦恶化，直至影响到工作时，用人单位也不得将他们的病情公开。正确的做法是，只通知主管和负责工作分配及评价的人，以便对艾滋病患者实施更好的照顾。
这种态度，确实保护了艾滋病患者的劳动权益。但是，这是否构成了对其他劳动者的侵害呢？在美国劳工史上，这曾经引起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当艾滋病患者的劳动权益受到保障时，其他劳动者的不受传染病危害的权利谁来保护呢？总不能以多数劳动者的健康为代价来“照顾”少数艾滋病患者吧？
后来人们发现，这个矛盾不难解决，因为艾滋病不是那么容易传染的。在一起工作、饮食、娱乐等，一般都不会传染艾滋病。所以，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但要保护好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和平等就业权，就必须打消其他劳动者的顾虑。于是，在美国，每一个家庭就都得到了一份名为《理解艾滋病》的宣传单。
有一批特殊的劳动者，比如医生、护士、警察，他们整天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其中难免有艾滋病患者，但除非特殊情况，他们不能去“刺探”谁患有艾滋病，否则也将构成侵权行为。但是为了降低被传染的可能性，他们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比如配置良好的设备，这就是特殊行业的特殊劳动保护了。
此外，当艾滋病患者的劳动权益与国家利益或“人民群众总体利益”相互冲突时，美国人的选择和我们一样：以大局为重！比如，军队招兵，那肯定是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患者当然不会被录用，但这并不算侵犯了艾滋病患者的权益，因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目前，中国的艾滋病患者有多少呢？官方最新的报道说接近100万人，而且增长速度堪惊，预计到2010年将突破1000万人。这千百万艾滋病患者之中，我不知道会有多少劳动者。但从高枫事件中，我却能依稀看到他们被歧视的命运。
美国艾滋病患者亨利·尼科尔斯曾说：“如果有一天，我的手破了，我去医院包扎，我可以坦然地对医生说：‘我是HIV携带者，请注意消毒。’而医生和其他病人都能很平静；如果有一天，我去理发，我对理发师说：‘我是HIV携带者，请注意消毒。’而理发师和其他客人都能很平静。那一天，就是我们的节日！但愿这一天不要太遥远”。
在此，我要补充一句：“如果有一天，我去应聘，我对公司经理说：‘我是HIV携带者，请不要太大意。’而公司经理和其他员工都能很平静。那一天，就是我们的节日！一个作为劳动者的艾滋病患者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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