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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制度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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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不必讳言现阶段我国就业问题的严峻性。据统计，截止到去年底，全国共有下岗失业人员２５００多万。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字也显示，在今年一季度近４９０万的国企下岗职工中，只有２２万实现了再就业，比率为４．３％。再加上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非农工作的速度加快，以及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因此，正如近日召开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指出的，“就业压力大，始终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要使就业不再成为一个困扰中国经济成长的“突出问题”，从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来看，只有依靠服务业和非公经济的发展。这不仅是学界的共识，而且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有专家曾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指出，每投资１００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４００个，轻工业是７００个，第三产业是１０００个，说明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极大。而从实践来看，第三产业和非公经济事实上已成为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披露，２０００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比重分别为５０％、２２．５％和２７．５％。与过去相比，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较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国有和集体单位的从业人数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９９．８％下降到２００１年的３７．３％，私营企业、个体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从业人员则明显增加。在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间，服务业创造了７７４０万个新就业岗位，吸收了７２４０万个新增劳动力和５００万个从其他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
尽管服务业和非公经济已成为我国新增就业的主渠道，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在国有经济长期垄断服务部门的情况下，服务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却在大幅下降。这从新增就业总数可以看出，“九五”期间，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较“八五”期间下降了一半。有关统计数字也表明，我国城镇国有经济在新兴产业中的比重，明显高于国有经济中就业在城镇就业中的比重，也大大高于制造业中的就业比重。２０００年，我国城镇教育文化广播产业国有经济比重高达９６．７％，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国有经济占８７．５％，科研院所占８６．８％，金融保险业占６８％，交通运输业占６６％，房地产业占６３％。
在发达国家，上述部门基本是私人化或者民营化的。然而在中国，它们基本还属于计划经济模式，不仅具有垄断特征，而且具有排他性，限制民间资本和外资的进入。可以说，国有经济对大多数服务部门的长期垄断，既难以有效提高公共支出效率，也不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这还不是最为严重的。由于服务业是一个包括多种行业的复杂门类，各个行业的功能又多种多样，甚至相互矛盾。因此，一些学者指出，当前更要防范的，是我们的很多思想观念、体制政策和具体办法，直接在阻碍服务业和非公经济的发展。比如，对于酒吧、网吧等行业，我们往往过分强调它的意识形态功能，贬低和压抑它的服务功能，动不动就提出停业甚至关闭、取缔；对于金融、保险等行业，我们又往往过分强调它的宏观调控功能，忽视它的服务功能，政府严格管制，不准民间资本进入；对于教育 基础教育除外以及其他一些文化产业，我们也往往过分看重它的社会公共功能，而否定它的服务功能，在体制和政策上出台种种歧视性规定，限制其发展。在对待非公经济发展方面，一些政府部门虽然在理论上已不歧视，但在实际服务中还存在歧视，比如在贷款和准入政策方面对民营经济就有诸多限制。总之，传统的计划体制和计划思维，是阻碍服务业和非公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另外，现行的以失业率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办法，也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因为如果以失业率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地方政府为了降低失业率会努力保护不具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果必然是人为抬高劳动力成本，把外地的劳动力挤出本地市场，从而损害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创造就业的核心是发展服务业，笔者以为，必须清除上述这些对服务业发展不利的歧视性制度障碍，否则，就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良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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