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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酿成了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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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
云南玉溪江川县青年农民徐勇鹏因为在其小说《送礼怪招》中塑造了一个叫“谭庭长”的人物，而引来当地法院一名同姓法官谭震的对号入座，以至惹下杀身之祸。据2月6日《中国青年报》“法治社会”版消息，先是徐勇鹏被玉溪中院判赔谭震精神损失费一万元，然后由于徐的家人“用粗鲁的语言”表达对判决结果的愤怒与不满，其一家7人被当地法院强行关押。最后，徐勇鹏于绝望之下，用刀将审理谭震起诉案的审判长余某刺成重伤，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此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徐勇鹏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样的报道，读来常有种目眦俱裂之感。一篇小说造成的徐及其家人的不幸遭遇首先是让人为之扼腕的，而身为法官的谭震却强词夺理，当地法院进而助纣为虐则尤让人痛心而齿寒。据报道，云南省律师协会专门就此案召开的由律师和专家参加的研讨会认定，徐的作品并不构成对谭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强行关押徐家7人已属违法，而法院因徐刺伤法官而判以死刑则量刑过重！这真是一错再错以至一错到底了。
云南作家彭荆风说道：“但愿徐勇鹏这篇小说，是当今文坛最后的悲剧。”这种愿望无疑是善良的。但是徐勇鹏一案显然已经不仅仅是文坛的悲剧，它还是徐个人的人生悲剧，亦是他的家庭悲剧，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的悲剧。这所有的悲剧的渊薮及制造者，是司法不公。所以，它更是法治时代的司法悲剧。一切悲剧也许并不源起于司法的不公，然而从某种角度说，一切悲剧都莫大于司法的不公。只要司法不公的现象继续存在，一切悲剧也就远没到最后终结的地步。
法治社会的特征确立了司法所独具的权威的裁判者的地位。一方面，国家意志及公众意愿通过司法得以体现，一言九鼎、令出如山是其特质；另一方面，它是社会公正的终极诉求，一些利益受侵害者藉此寻求公道，一些作奸犯科者也因此受到处罚。这就使得司法必然通过法律的途径来代言公正，而除了法律，司法也就不应受到任何其他的干扰与影响。这是司法的威信之所在，公信之所在。司法必然具备的这种权力，才使社会公正的实现有了保障，但当它在某种情形之下背离司法公正精神之时，也使得它的不公更具有了悲剧的意味。
悲剧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悲剧之成为悲剧，常常并不是其始作俑者使然，而总是在于悲剧的主角怎样讨还一个公道。是的，我们总是以为所有的不公会因为有了司法，而会有一个公道的结果，然而司法不公却使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变得遥不可及。是的，我们总是以为既便是司法的不公，也最终还会有一个公道的结果，然而这样一来，成本就太大了；过大的公道成本只能是将悲剧放得更大，而使得公道的到来失去了当初讨取它的意义。我们说“迟来的公正不是公正”，正在于此。
徐勇鹏冤案，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在已经引得如此大的影响之后，它还会继续错下去，正如此前同样引人注目的处女嫖娼案、杜培武冤案等等。然而也正如它们一样，对于这样的一些案例，许多年以后让人铭记于心的决不会是它的公正的结局，而只能是对于悲剧的记忆。不论是处女嫖娼，还是“对号入座”，起初都不过是一个人或一个小群体的荒唐；荒唐不是悲剧，司法的不公却使之演变成为悲剧。司法不公在使得悲剧成为悲剧之时，本身也成为了最大的悲剧。 cc好在司法不公的现象终将会“浮出水面”，一切悲剧终将也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看清了一切的悲剧都莫大于司法的不公，同时也便足以让人深信，公正尚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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