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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桂西北的大石山里。我父母一共生了我们兄妹八人，死了一个，活了七个。父亲在大队里当事，母亲每天天刚麻亮就要去生产队抢工分，每天要到天漆黑了才能回家。没有人看管，我们只能放养。玩泥巴、躲猫猫、过家家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游戏。不过我们过家家时只有当爹的，没有当妈的，因为我的两个姐姐要和母亲去劳动，算半个劳动力。
山里不通公路，也没有电，唯一的电器就是一台收音机。我们最爱听的是每天下午的中央台的《小喇叭》，但也不能老听，因为没钱买电池。父亲和读中学的哥哥省下钱来买了很多连环画给我们看，有《闪闪的红星》、《王二小放牛》、《小兵张嘎》，还有《地道战》、《地雷战》等各种各样的革命故事，我的心中填下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且上学后老师也教导我们：台湾人民和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了解放台湾，解放全人类。十三岁那年，我第一次走出大山去赶集。当我翻过山坳，一条河流呈现在我眼前。我惊呆了：我的天啊，那条水竟然有这么长！我坐在山上看了几十分钟，陷入了沉思。我想，自己生活在大山里，如何解放全人类呢？只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了走出大山去，才能解放全人类。晚上回到家，挨了父亲一顿饱打，让我跪在祖宗的香火前反省到半夜，因为我拿了十元钱（按照米粉的价钱折算，约合现在的200元）去赶集，只买了一碗一角钱的米粉就全给小偷摸去了。我第一次深刻地感到，解放全人类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啊！我长大后，慢慢知道台湾和美国人民其实生活得很幸福，我就非常失落，原来人家不用我们去解放。但是这种思想还是在我的骨子里
打上烙印。比如，我第一次听到《赤裸裸》这首歌时，我就狠狠地骂道：臭资产阶级的东西！好像自己从没光过屁股。
小时候，生活很贫苦，十天半月才能吃一次腊肉。每次切完肉，还要用饭把砧板上的油蹭干净。最高兴的是有客人来。我母亲是个好客的人，常常杀鸡款待贵客。鸡还在锅里煮着的时候，我们就目不转睛地盯着鸡棒腿了。
那时候，最难得吃的是大米饭，因为我的故乡不出产大米。父亲不时用粮票换回一些粮所的大米，当听到把大米倒进盆时发出“嚓嚓嚓”的声音（到现在我还能分辨出这种声音），我们就会欢呼雀跃，手舞足蹈。虽然米陈得米虫都长成团了，但我们还是把锅巴都啃得干干净净。记得读小学五年级时的一天，我和一位姓谢的同学一起回家。到了他家，他母亲小心翼翼地从火炕上的吊篮里取出一小碗饭来。我一看，那不是一碗一般的饭，那是一碗大米饭！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她把那碗大米饭均匀地分成两份，递给我一份。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菜都不用和，狼吞虎咽地吃得一粒都不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半碗大米饭！
我的启蒙教师姓卢。上学的第二天，我说我会从100数到1，他就叫同学们都来数。玩了一个学期，我转到大队小学去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母亲就起来帮我们煮好中午饭，用饭盒装好带到学校去。离家约有八、九公里的山路，我们不用一个小时就跑到了。因为外婆家离学校比较近，我和三哥就在外婆家住了两年多。到了四年级，兄弟俩搬到学校住。用三块石头架成一个灶，柴火还要自己爬到山上去找。每天一放学，宿舍里炊烟弥漫，同学们都在炒黄豆。我们兄弟俩一餐一般只能炒四、五十粒，炒多了到周末就会没黄豆吃而吃白饭。炒黄豆之前，一般应将铁锅洗干净，用文火将锅烧热，然后从油瓶中取出一颗手指头那么大的猪板油投入锅中，炼出油后再将黄豆倒入干炒（有些同学只能把油块放在锅里打几个滚，等锅里粘了些油后，又把油块拿出来备下一次用），等黄豆炒得变成暗黄色时，舀一勺水掺进锅去，发出“七哟（连读）”的响声，加盐，再盖上锅盖，煮到水开即可食用。黄豆外酥内脆，很是好吃。
炒了两年黄豆，我到公社中学读初中。看到公社里的干部有单车骑，真是羡慕死了。一天，一个干部的老婆向我炫耀：今天我去县城赶街，是你表叔（当地风俗，人与人之间总要找出亲威关系）开单车送我回来的。她故意把那个“开”字讲得长长的，可把我气死了，心想，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大哥在县城也有一架单车，什么时候叫大哥开单车送我回来，气气她。后来大哥真的从县城开单车送我回公社，不过正赶上下雨，裤管上溅满黄泥，一副狼狈像。回到时又没有碰上那个干部的老婆，只好回到宿舍，洗掉幸福的黄泥。
儿时的时光就是这样，有欢乐，也有酸楚。回想起来，真是又想笑，又想哭。不久前我回到大队小学去看了一次，校舍依旧，只是外墙的石灰都掉了。当年搞植树活动时我种的苦楝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我的语文老师还健在，于是欣然为他斌诗一首：
苦楝参天已长成，两耳尚萦读书声；
时光飞度二十载，犹记教诲语谆谆。
一到放学，那些学童还像我当年一样蹲在地上炒着黄豆。看着袅袅上升的炊烟，我不禁泪流成行，所以我就写了这篇《儿时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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