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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德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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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滨
四川泸州市民黄永彬临死时将遗产赠送给“二奶”张学英。黄永彬死后 ，其发妻蒋伦芳没有按黄的遗嘱去执行，张学英一纸诉状诉诸纳溪区人民法 院，要求判令蒋伦芳按遗嘱履行。今年１０月，法院以黄永彬把遗产赠送给 第三者，违反《民法通则》中的基本原则“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为 由，驳回原告的诉求（详见本报１１月６日第十三版《“二奶”持遗嘱与发 妻争遗产，谁赢？》）。判决引得在场１５００余名旁听群众的掌声，但也 有司法界人士对此表示不同意见。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邓子滨的文章，从 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此案。
张学英败诉了。这个结果可能会在一时一地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在长远 而广泛的时空里，却必然损害法律的统一和尊严。因为道德水准的提高，是 不能以破坏法制为代价的。“变通”法律所带来的好处，远远抵偿不了它所 衍生的恶害。
法官不能用法律的总则性规定来对抗法律的具体规定，解决法律冲突的 解释权属于立法机关，这是一般的法律常识。如果允许法官任意解释法律， 那将为最终架空法律大开方便之门。毋庸讳言，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与 民意相脱节乃至相抵触，在难以两全的情况下，法官不应曲解法律以屈从民 意，而应引导民意，使民众理解：严格遵循法律才是民众最大的利益，才是 最崇高的社会公德。法官是护法使者，而不是道德卫士；法庭是法律殿堂， 而不是道德裁判所。
法的要义在于给每个人以平等保护，不因其品行和声誉的不同而有所区 别。即使是处于少数、弱势甚至是不道德的群体和个人，也有不可剥夺的受 法律保护的权利。张学英走进法庭，是带着她对法的期待而来，她要的是自 己法律上的权利，而法庭却给了她另一个东西。行使司法权的法庭所能够裁 决的，仅限于法律是否赋予她某种权利，从而应否依法保障这种权利。至于 她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公德，那是公众舆论品评的事情，法庭不应越俎代庖 。
就张学英行为的道德而言，也应进行冷静的分析。当她介入他人婚姻的 时候，我们面对的是那个有关第三者的千古难题，她的道德是有缺陷的。但 当她日夜侍候在病榻前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再说那是不道德的。假定这次 判决得以维持，那么下一次，当某个人得到某道德高尚的外人照顾，受人恩 惠后却希望自己的财产留给冷漠的家人时，法庭应否像这次一样，以道德的 名义，剥夺家人的继承权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那个死去的男人不道德，为什么没有导致法律在 他死前剥夺他的财产所有权呢？法律不能那么做。同理，法律也不能因为一 个人“不道德”就剥夺他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即使他将财产处分给另一个 不道德的人。只要这种处分是合法有效的，法庭就应无条件地依法予以保护 。
保护一个不道德者的权利，正是为了维护法律；而只有坚守法律，才能 使法律造福于广大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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