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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父老乡亲的苦难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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浈凌浪子
当今中国，最苦的是农民——我们的父老乡亲。这个观念存在我的脑海中已有十多年了。那时，我还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农民，在老父老母的带领下，我和小妹早出晚归，战天斗地，耕耘着一日三餐。后来，我有幸走进家乡的小学讲台，教学几年后又到师范学校进修，毕业后终于分配了个工作，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算是与土地划清了界线，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可是，幸运如我之辈，如今愈来愈难愈来愈少，幅员广阔的农村天地艰难行走着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民，他们与天斗与地斗的劳作之苦，他们与“官”斗与“匪”斗的抗争之苦，他们被迫缴交“苛政”带来的各种“税”、“费”的经济重负，使得父老乡亲本就躬耕的身子更加佝偻，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心酸与忧伤？理解他们的艰难与激愤？倾听他们的血泪心声？
承认五十一年前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的农民阶级得了解放，农民翻身了，然纵观半个世纪来的中国农村之现状，又不得不承认，农民翻身得解放，但未能真正当家与作主。虽也承认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贫下中农未能受到冲击和打击，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况亦好不到哪里去。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已二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看到的依然是落后、贫穷的面貌（与城市相比）。
是什么原因造就中国农民如此艰难困苦的现状？是农民的素质低吗？是农民的劣根性吗？还是农民的各种意识尚未苏醒？如果承认这三点是真的，那么，想一想，又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农民的素质在半个世纪来未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与提高？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农民的生存意识、发展意识以及更高层次如民主意识等等迟迟不能苏醒？中华民族本身的劣根性一样显现在城市居民之中，可为什么城市人与农村人在社会发展史上竟会有如此的天壤之别？
这些属于宏观方面的方向性大问题，本人才疏学浅，尚无力涉及。我只想写写我的家乡——我所耳闻目睹的粤北农村的一些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与事件，讲述我那善良的父老乡亲的苦难人生。
在我的家乡XX市（县级市），一个离广东北大门一百公里的山区小县，面积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四十五万多，农业人口占五分之四。经过二十年来的开放改革，几乎所有的国营厂矿都倒闭或转制了，是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县。既是农业县，经济当首抓农业生产，于是每年春节甫过，马上召开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大讲特讲如何狠抓农业生产、力促农村经济的大话、套话和空话，每年都在各种会议上向农民承诺多多，优惠多多，且白纸黑字，发至农民手中。可是农民就是不买政府的帐。大年初一刚过，汽车站就人满为患，父老乡亲携妻挈子、拖男带女地蜂涌南下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打工去了。一个对农村现状颇有了解的朋友常对我说，这是农村另一种意义的逃荒。我每次听后都深为震惊。如果深入到那些老、少、边、穷的农村去看看，就不难发现，那些外出打工的人的田地，有人耕种便给人耕种，无人耕种便任其丢荒。每年春节过后，便有大批的县、乡镇、管理区（现叫村委会）干部下到村里蹲点做农民的工作，什么要大种黄烟呀，要大办“三高”农业呀，等等。然而，农民会听吗？当然不听，因为我的父老乡亲吃这方面的苦头太多太多。
记得1993年吧，我所在的村子，镇、区干部下来动员农民种黄烟，农民说种黄烟亏本，不种。干部同志就动横，一镇干部张XX（男）更是出言不逊，开口辱骂一正在地里劳作的我的一个侄媳，其大哥一听便怒不可遏，马上追上公路去打了这个“王八蛋”干部。这下可闹大了，下午镇里就出动国家机器（派出所长等），带着枪，拿着手铐，气势汹汹地前来村里抓人。一时群情激愤，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到村口公路上，质问他们为何抓人。他们说你们村子里的人打了镇干部，父老乡亲就反问你们镇干部辱骂妇女又该当何罪。一边是政府部门的干部及国家机器，一边是手持锄头、扁担的农民兄弟，两军对垒，“战争”一触即发。后来虽然事情得到解决，但也给父老乡亲留下一场抹不去的恶梦。其实，农民自己清楚该种什么，如何种，根本用不着别人来瞎指挥，可是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些乡镇干部偏要他们种这种那呢？农民的自主权在哪里？为什么乡镇干部下来不对农民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动不动就以权压人，以势欺人，并侮辱打骂农民呢？农民的尊严何在？农民的人格谁来尊重和保护？
为何父老乡亲不愿种黄烟？为何父老乡亲不领乡镇干部的“好心好意”？据了解，自八十年代以来，县里各级领导为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积极”为农民出谋献策，如种黑荆树、种桑养蚕、种果树、种反季节蔬菜等等，可市场经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等农民种好了，价格已大跌，导致丰产不丰收，农民一年或几年下来，种得越多亏得越多，痛苦的泪水只能往肚子里吞。并且，政府及其各级部门向农民承诺的种种优惠到头来却得不到保证，或贪污，或食言，各种坑农、害农、伤农的现象层出不穷。善良的父老乡亲只好把气出在所种植的农作物上，他们流着泪把自己亲手种植的果树砍掉、蚕桑拔掉，看着上好的蔬菜烂在地里。
就说1996年吧。当时我所在的镇、区两级干部下来动员父老乡亲种辣椒、苦瓜等蔬菜，农民不愿种，他们就承诺说：若市场价低，我们就保护价0.80元/斤敞开收购，来多少收多少。可真正到了收获季节，因市场饱和，辣椒、苦瓜等价格跌至0.10--0.20元/斤,老实本分的父老乡亲真的挑到镇政府里，镇干部就把他们轰了出去。那一年，不少父老乡亲听信了乡镇干部的鬼话，收获之日便是他们的伤心之时，因为他们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又要东借西挪地筹钱还信用社贷款。想想，人民的政府和群众的干部这样出尔反尔地对待农民，农民敢再相信他们的话吗？我们的政府和干部的威信早已在农民心中荡然无存。
说中国的农民最苦，除了要承受风吹雨淋日晒之外，主要的还在于各级政府花样翻新的层出不穷的扰民榨民刮民方面。因为他们最清楚中国的农民历来是逆来顺受，所以在“人民XX人民办，办好XX为人民”的这一堂皇口号下，各种摊在农民头上的集资、税费不胜枚举。还是说我所在的那个村吧。1998年，从县城修一条乡村公路，公路修到离村子尚不足500米处，就不修了，父老乡亲问干部，答：要修，自己集资来修！没办法，村里按人头每人30--50元不等又一次集资。没有交的，也被记录在案，等你家有人要办外出劳务证、边防证、结婚证明等等，便不得不交齐所欠集资款。我1998年冬从广州回家，刚进家门，老母亲就向我传达了交钱的通知，当晚就去了村长家，交了90元，拿回一张没用的收据。
类似的收费还有很多。2000年农电整改，乡镇供电部门借此“东风”，强行农户统一更换电表，加上更新线路，每户又得掏出200元之多。当时我看报注意到，省政府发出文件强调，农电整改一律不准向农民收取任何费用。这样的文件在我的家乡成了一纸空文，父老乡亲也只好敢怒不敢言！
家乡的那所小学校，喊建了那么多年，如今只搭了个框架，又因无资金而停建。2000年暑假，我回家乡，特意去了一趟村委会，一边看报，一边问村支书黄XX学校建得怎么样了。村支书扔给我一张《告全村人民书》，写的是倡议全村人民捐款建学校。同时对我说：你是村里走出的人，有了工作，应该大力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言下之意就是要我捐钱。后来听说此《告全村人民书》已发至家家户户。就是这个原本是一个泥水匠的村支书，自从成为家乡的最高统治者后，对上阿谀奉迎，对下呵斥责骂；对官奴颜卑媚，对民横眉冷对。父老乡亲背后都议论他至少家财百万，吸的都是农民的血汗啊！而这样的人现在仍官位不倒。真是“撼山易，撼黄难！”
我始终不明白，自八十年代中期起，每年父老乡亲交公粮时都得无偿交建校粮（官方正式文件称这叫“教育费附加”）。收了十五六年了，怎么就没有收够建一幢只有几层高的教学楼的钱？据统计，这些建校粮折款也达三十多万元了。这些钱去了哪里，父老乡亲一点也不知道，相信永远都不会让父老乡亲知道。
当然，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并且相信，上面发生在我家乡的这些“正常事”，在全国各地的农村亦“合理”地存在着，且时时刻刻发生着，甚至有一些地方更烈。
所以，每次从广州回到粤北农村老家，所见所闻，无一不令我对农村感慨万千，对父老乡亲的苦难人生遭际欷歔不已，对屡禁不止的扰农、害农、坑农、伤农现象痛心疾首。那些乡镇干部把农民折腾来折腾去，害得他们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居无定所，有的举家逃难……每每听到家乡某某村又有一对夫妇因种黄烟血本无归而双双喝农药自尽时就感到揪心的痛，但也只能是心痛而已。
2000年国庆前夕，家乡某镇的一个村的农民，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打着横幅，摇着三角旗，到市委、市政府请愿去了。我问缘故。被答曰：水库被承包，不给农民放水灌溉农田，天大旱，农民可能因此减产，一减产，便没有饭吃，所以……原来横幅上写着：“我们要吃饭！”当然这条新闻是不能上电视登报纸的，父老乡亲的呐喊被封杀得了无痕迹。我听后，只感到头上的天是灰蒙蒙的一片。
记得一个在县经委工作的老同志对我说的话：当今农民头上有十把锁（所）——称王称霸的乡公所（政府），为非作歹的派出所，一片黑暗的供电所，只进不出的财政所，敲诈勒索的工商所，见死不救的卫生所，短斤少两的粮管所，一毛不拔的营业所（指农村信用社），巧取豪夺的税务所，信息闭塞的邮电所（邮电未分家时）。这十把锁（所）套在农民的头上，让农民有气不能喘，有苦不能言，锁住了农民的身子，锁住了农民的希望，锁得农民成了顺民、愚民，任由他们欺压、盘剥，叫农民永世不得翻身。
在我生活、工作着的广州，每次一出单位大门，便会看到许多衣衫褴褛的都市拾荒者，看到在高速公路下席地而睡的苦力民工，他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农民，都是我们遥远的可亲可爱的父老乡亲。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他们为什么要抛妻别子？他们的梦想在哪里？每每看到这些父老乡亲的蹒跚背影，我的内心就隐隐作痛。中国农民真苦啊——五十一年前就解放了的农民，为什么在即将进入的二十一世纪里，他们的日子还是这样的艰难？他们的生活还是这样的困苦？他们的人生还要这样颠沛流离？
为什么？为什么？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我一直认为个人的力量是微弱而缈小的，所以，就我等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如果说要为父老乡亲做点什么的话，我只能在“铁屋里呐喊”几句，并且愧疚自己的无能，因这微弱的“呐喊”之声也被隔得远远的，父老乡亲很难听到。就退一步来说，即便有听到的，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任何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有良知的中国人，请把关注的目光多一些投到父老乡亲身上吧，为他们呼吁，为他呐喊，让共和国的阳光多一些照耀在他们的身上吧。
关注父老乡亲，向九亿中国农民致敬！
关注父老乡亲，尊重和保护中国农民的人格尊严与平等权利！
2000年11月21日晚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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